南塘村“萝卜白菜规则”.docVIP

南塘村“萝卜白菜规则”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在地图上极不起眼。2008年10月深秋，南塘村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村民们载歌载舞，用非一般的礼遇来迎接一个名叫袁天鹏的“海归青年”。因为袁天鹏给村民带来了一个叫“民主”的东西——一场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培训。 　　这场培训带来了南塘村民主议事的开端，它对中国乡村的影响，甚至被人评价为，“南塘村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小岗村”。南塘村突然被誉为中国乡村民主的发源地，让合作社社长杨云标始料未及。 　　“著名”的农民 　　杨云标是土生土长的阜阳三合镇南塘村村民。1998年，杨云标从西北政法大学进修完法律后带着女友回到家乡。听说有大学生回来了，乡亲们都来向他讨主意。当时的村干部想尽各种名目敛财，成了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村霸，每月村民的负担竟高达三四百元，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村里威信较高的唐殿林一直在上访，但每次都没有结果。 　　杨云标听了乡亲们的诉苦，试着给镇里写了举报信，毫无意外地石沉大海。于是，他和唐殿林决定到京城“告御状”。唐殿林把栏里的猪卖了，村民又给他们集资了1000元钱，总算凑够了路费。 　　1999年秋天，他们来到北京，在郊区找了家每天20元的小旅馆住下，每天就坐公交车到市区，国家信访局、农业部信访室、中纪委信访室、公安部信访室，挨家挨户地申诉。最绝望的时候，杨云标甚至一个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安徽农民告官”的牌子，两分钟后，他被遣送回家。 　　杨云标所经历的是一个上访农民最普遍的遭遇。没想到的是，村里的贪腐问题居然出人意料地解决了。2000年10月，先是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的督察组“空降”三合镇，查出南塘村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挪用贪污7万多元，将村两委集体撤职。 　　杨云标也因此成了乡村里的能人，邻村的、邻镇的、外县的、外市的甚至外省的人，都跑来找他取经，反映当地乱收费乱抓人的事情。有的人还没进门直接就在屋檐跪下了。据说，最多的一天，杨云标接待了32个人。杨云标寻思着，不如成立一个替村民说话的机构，让沉默的大多数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1年3月的一天，“临近五个村的20多位维权骨干通过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根据章程，他们的维权行动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将维权协会的目标用一句口号来表达：“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 　　后来有媒体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称为中国农民的第一个维权协会。杨云标一下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农民，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唐殿林被高票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被选为村会计兼文书，从“在野”走向“执政”， 临近大路的村委成了村民们日常议事的活动场所。 　　有人问杨云标是不是有政治抱负，他却戏言自己不爱看书，不会上网，说到底这其实是人的本能需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需求。”2003年，南塘村的老年协会、妇女文艺演出队相继成立。2004年3月，杨云标成立了安徽阜阳市南塘兴农农资专业合作社，一个定性为农资类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做的都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通过团购化肥农药为社员节约支出，同样的化肥在集上经销商卖到90、95元一袋，而合作社只卖80元，社员还可以享受优惠价79元，一袋化肥就能省十几元，力图实现“成本低、无风险”。 　　合作社成立不久，当地即将迎来第六届村民选举。为了能够选出为老百姓说话的村官，杨云标和同伴们让村民组织起来，在基层选举中体现自己意愿。南塘村村民们渐渐走上了一条真正自治的道路：创建酒厂，建图书馆、体育设施，创办留守儿童中心…… 　　“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在生活中一一有了照应。 　　机缘巧合 　　南塘村里的新鲜事传到了自由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寇延丁的耳朵里。2005年，寇延丁准备写一本“关于NGO”的书。许多朋友热心地给她推荐人选。 　　寇延丁曾看过杨云标自己写的一段话：“作为这次基层民主试验的参与者，我们的体验是痛苦的。我们曾经何其慷慨激昂地为民主言说，我们以为找到了真理，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振臂一呼，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动容……但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村庄是由多种人群共同支撑的，我们只是其中一些脆弱的年轻人，一些以为激情与梦想，自由与正义可以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我们在痛苦中接受了这个村庄的现实，这个传统村庄向公民村庄过渡的现实，接受了必须和其他人群共同存在的现实。我们痛苦地直面这个世界的一切，并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虽然杨云标用了“我们”，但分明是在说自己。 　　寇延丁见过太多知识精英为民主自由奔走的故事，杨云标这样没有任何背景和资本的农民却让她动容。她来到了南塘村，不仅访谈了杨云标，也叫上了朋友。杨云标往北京跑会给寇延丁打电话，要是时间对得上就见个面，互相说说近况，发发牢骚，安慰安慰。这也为后来的穿针引线埋下了伏笔。 　　寇延丁读过罗伯特议事规则，知道它的妙处，却是个“半调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