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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秘密就是资本秘密 　　那天晚上和朋友吃完饭，回家路上远远看见“达芬奇”的招牌还在夜幕中闪闪发光，不禁想起当时围绕着“达芬奇”品牌的争论，最初看似由质量问题引起，其实更深层次的矛盾蕴含在全球经济和劳动分工的深刻不平衡状况中。但无论调查方还是辩护方却只遵循“假如我是真的（假的）”的逻辑，一方想方设法要证明产品不是“意大利制造”，另一方则千方百计想保证家具是“意大利原装”。尽管调查方发现“达芬奇”的家具在保税区转一圈就算“进出口”，可这算是国际贸易的惯例，你也奈何他不得；辩护方也请出了好些个意大利厂家和品牌的代表来作证，可老外再多也保证不了产品就不是山寨……这样说并不是为“达芬奇”开脱，而是想说明仅仅追究产地的真假，解决不了所谓的“质量问题”。就像“苹果”吧，说是美国品牌，可它的主要零件恐怕没一样是来自美国；甚至高档的奢侈品牌，同样再也分不清是“意大利制造”还是“中国制造”以及哪国制造了。坊间传说，某个江浙老板为了提升服装品牌，干脆出钱收购了意大利某家百年老店——也许是百年小店，肯定不会是百年名店——正儿八经成了“意大利制造”。此事真假，还很难说，但现实明明摆在那儿：IBM的笔记本电脑成了联想的附属品牌，吉利收购沃尔沃，更是掀起了业界的轩然大波，就连在纽约常去看电影的AMC，也马上要归到大连万达的麾下了。 　　品牌收购之所以吸引眼球，不仅如《大预测》（Eclipse，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作者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所言，来自“世界”处于“中国经济”阴影下的焦虑，更关键是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制造的“幻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导致“创意产业”横空出世，“金融资本”翻云覆雨，直至宣称“非物质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霸权地位，仿佛“全球经济”处于“失重”状况，既可以完美地分离，又能够自由地漂移。然而，NBA某个明星出战总决赛，他脚下的名牌球鞋也许出自亚洲血泪工厂的童工之手；纽约某个白领女性下班回家，她揿下自动洗衣机的按钮，这台洗衣机的电脑芯片可能由中国南方的打工妹安装调试……更不用说硅谷的IT精英，看似风光无限，可如果没有大量的拉丁裔、非裔和亚裔移民甚至是非法移民，廉价且毫无保障地从事保洁、家政、餐饮等服务业，承受着经济和超经济的双重剥削，他们所谓“高品味”的生活大概无法得到保证吧；也许还可以说得更夸张一点，如果没有沃尔玛等大型连锁超市在中国的超低价采购，美国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可能也会大受影响吧？现在不少人常年住在美国，每年也回国多趟，只要到超市比较一下某些日用品的价格，对这点的体会应该比我们都深。 　　不过也许有人会为这种由“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失重经济”辩护。还是拿鞋子作为例子吧，今天一双名牌运动鞋的价格中大概只有一小部分与原材料、实体制造和运输成本有关，鞋的主要价值来自其“失重”的特性，也就是设计、品牌和营销手段等。难怪广告专家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顾客买鞋往往买的是能够提升其形象的东西，而不是保护脚的东西。然而英国学者乌苏拉·胡斯却在《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的虚拟工作》一书中对这种现象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她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只耐克跑鞋的市场价值与十九世纪巴黎一个抢手的圆帽在类别上没有什么差别；主要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大规模生产的，后者是个人手工制造的。前者中，“知识”从专业的知识工人中以再生产形式抽取；后者中，“知识”嵌入了制帽工人的技能中，必须要有工人实体存在才能生产出新的圆帽。因此，专业知识工人的出现就是制造业劳动分工专业化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的实体环节通过自动化愈发将资本密集，装配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去技能化，工作成本越来越低。为了进一步说明制造业劳动分工所导致的后果，胡斯依然回到运动鞋的例子，她发现制鞋的劳动过程通常是由发展中国家极其廉价的劳工完成的。譬如，1995年印度尼西亚有一万两千名女工受雇制造耐克鞋，一周工作六十个小时，很多人的酬劳低于政府规定的每天一点八美元的最低工资。据估计，即使将工人的工资增加到每天三点五美元，每双鞋的劳动成本依然会低于一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3年，迈克尔·乔丹仅靠允许耐克使用他的名字和肖像来推广产品就赚取了两千多万美元——这笔钱比印度尼西亚生产一千九百万双耐克鞋的劳动成本的总量还要多。 　　胡斯所论及的状况在中国更是屡见不鲜，可是却往往简单地被归结于“中美国”的逻辑——也即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赤字——完全无视这依然是“资本”逻辑的延伸，简单讲，就是资本的本性还是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只不过攫取利润的方式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首先由于生理的极限和道德的限度以及工人阶级长期的斗争，使得资本获取利润的手段逐渐从主要依赖于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转向高度依赖于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其次因为利润实现的前提是大量生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