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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中“其他方法”解释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刑法列举的行为方式包括：（一）提供资金账户的；（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前四种方式是明确的规定，第五种方式则不明确，是一个兜底条款。 　　严格说来，兜底条款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因为它使得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明确。但是，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立法者的有限理性，立法者不可能明确规定未来将要发生的所有犯罪方式，因此刑法又无法完全避免兜底条款。此时，如何解释兜底条款，使其既适应现实需要，又符合立法本意，还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就成为刑法适用中的重要问题。 　　一、对“其他方法”的解释应遵循“只含同类规则” 　　我国刑法的很多条款都有兜底条款。它们一般表现为“其他”、“等”之类用语。有学者将这种立法方式称为“类比推断的立法方法”。它是指刑事立法技术上“在罪状中列举刑法打击的若干重点情形之后，采用‘或者其他’‘以及其他’等词语将相关的类似情形划入刑法打击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实质是避免挂一漏万，防止因列举不全而导致惩治犯罪时无法可依。”对于以这种立法方式形成的条款的解释，学者认为应遵循体系解释中的“同类解释规则”，即只有与前文的明确性规定中列举的方式具有相当性、属于同一类的行为，才能被解释在“其他”“等”中。也有学者将这种解释方法称为“只含同类规则”，即根据只含同类规则，司法者在解释刑法时，应当通过与法条在罪状中明确列举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类比推断，明确地界定该总括性构成要件要素的内涵，从而满足刑法明确性与确定性的要求。为了避免解释的随意性，解释时应根据类比的对象而定，即“或者其他”之前的情形是参照物???与其基本相当的情形才可被解释到“其他”这一用语的内涵之中。按照只含同类规则，这种总括性语词的含义只限于未被明确列举的性质、情状与具体列举的情形或事项类同或基本相当的其他情形或事项，而不包括不雷同或不相当的其他情形或事项。 　　“只含同类规则”无疑是解释“其他”这种用词时应当遵守的解释规则。只有这样解释才能既适应现实需要，打击新的犯罪方式，又满足罪刑法定原则，不超出公民的预测可能性。 　　二、对洗钱罪中“其他方法”的解释应注意的问题 　　1.与国际公约相协调，完成我国承诺履行的将国际公约文件向国内立法转化的义务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巴勒莫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相关国际公约。这些公约都要求我国承担反洗钱的义务。这些公约也都规定了具体的洗钱行为。我们在解释洗钱罪时，就要考虑到这些公约的规定，尽量与公约的规定协调一致。 　　2.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解决国内的现实需要 　　我国的洗钱犯罪和外国有所不同。外国的洗钱犯罪使用金融工具，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较多。我国的很多洗钱犯罪并不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因为通过金融机构会留下痕迹。我国的洗钱更多是利用地下钱庄、现金走私等方式。 　　如果从“漂白”赃款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洗钱犯罪还有一个重要特征：贪官洗钱的多。国外的洗钱犯罪主要是贩毒组织、黑社会组织进行的。我国的洗钱犯罪则以贪官居多，贩毒组织、黑社会组织漂白赃款的反而不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黑”的，本来就在地下活动，他们不需要向政府机构证明自己是“白”的，所以他们“漂白”赃款的愿望并不强烈。政府官员则不同，他们的正当收入是固定的、明确的，他们要在合法社会活动。所以，为了不被国家发现他们贪污受贿，他们迫切需要“漂白”自己的贪污、受贿所得。而为了不留下痕迹，他们不能采取在银行实名存款的方式，甚至也不能用亲戚的名字存款，因为这同样会被查出来。他们也不能在家里存放大量现金，因为只要被查获，同样无法解释自己为何有这么多现金。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使用非金融机构无痕迹地将赃款来源正当化。因此，我们在解释“其他方法”时就要考虑到我国贪官常见的洗钱方法，将其列举出来。这样既方便司法实践部门办案，也可以给贪官以有力的震慑。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章第23条“对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的规定，以下行为均构成洗钱罪：(a) （i）明知财产为犯罪所得，为隐瞒或者掩饰该财产的非法来源，或者为协助任何参与实施上游犯罪者逃避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转换或者转移该财产，（ii）明知财产为犯罪所得而隐瞒或者掩饰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