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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立法权配置分析 　　摘 要:我国税收立法在横向上由于授权立法而过于集中在行政机关，纵向上又集中于中央。立法主体的偏狭导致决策规模的局限。布坎南和图洛克模型认为，决策规模与决策总成本有关。而决策总成本是决策成本和政治外部性成本的总和。而决策规模的选择上要兼顾两类成本，以保证总成本最低。本文从布坎南和图洛克模型出发，从决策规模角度出发探讨我国税收立法权的配置。 　　关键字:决策规模；决策成本；政治外部性成本；授权立法 　　在我国税收法律制度中，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对我国税收法律制度进行频频修改，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时也会成为某个税种的税制要素的调整主体。哪些主体可以行使税收立法权，可以行使哪些税种的哪些税制要素的立法权，是创制权还是调整权，必须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和规范，否则将导致税收立法混乱、制度冲突，侵害民众税收权利和国家税收权力。税收立法主体不同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决策集团规模不同，继而导致代表性的差异。合理的决策规模有助于税收立法的有效进行。本文试图通过有关决策规模模型（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分析来对立法权限的配置进行论述。 　　一、决策规模模型 　　布坎南和图洛克模型认为，决策总成本（Ct）包括决策成本（Cdm）和政治外部性成本。决策成本是指个人作为决策集团一员在做出选择时所花费的时间按和精力。如图1表示，当决策者为一个人时，Cdm最低；当决策集团规模最大时，Cdm达到最大。这是因为人类交互活动的复杂性，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决策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就越激烈，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故而，决策成本的曲线是递增的。 　　再看政治外部性成本（Cpe），它是指强加于不被代表的个人身上的成本。如图1所示，Cpe是条递减的曲线。它表示，政治外部性成本是随着决策规模的扩大而减少的。这是因为在只有一个人决策的时，决策每个人都会预期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会给自己造成成本；当决策集团是由几个特殊人物组成时，他们也会造成外部成本，但避免了一个人专断独行的情况，所以外部成本有所降低。以此类推，决策者人数越多，政???外部性成本越低。直至采取一致同意规则时，外部成本为零。 　　个人对决策集团规模的选择取决于预期收益和成本的分析。只有决策集团在规模上介于N0和N2之间时，他才会加入。在这个范围外，或因外部成本过高或因决策成本过高，而导致预期成本都高于预期收益。 　　布坎南和图洛克模型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人会同意非一致同意规则，一个人为什么会让他自己一开始成为受害者。图2与图3就用较为极端的情况来解释了不同情况下，不同决策规模的适用。 　　图2表示，决策集团每增加一个人，其决策成本增量大于外部性成本的减量，总成本不断增加，所以会形成一个小规模的决策集团。比如，保安制服的种类和颜色就适用小决策集团。因为对于保安制服的种类和颜色这样的议题，对每个人来说，即使通过的不是自己的想要的方案，每个人所承担的外部成本都是很低的。而决策成本却仍会随着决策集团的扩大而大幅度上升，所以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很可能会按照多数成员满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少越好，否则会造成福利的额外损失。 　　图3表示，决策集团每增加一个人，其决策成本的减量大于外部性成本的增量，总成本不断减少，所以会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决策集团。如果议题是如何在使用者间分配保护成本，那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意愿得意表达，否则外部成本会是巨大的，比如一个N-1的决策集团也许决定让他们之外的这一个人支付全部成本！因此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倾向于选择大决策集团，一致同意是最有效率的。 　　从以上两个模型的对比中可以得出，在进行选择时，理性的个人面临一种计算，一种不同于他在做出各种日常经济选择时必须面对的计算。当他赞成包括的人数更多的决策集团时，它便是在为了更多地防止不利决定的形成而接受追加的决策负担。而当个人朝着相反方向，向包括人数较少的决策规则靠拢时，他是为了降低决策成本而出卖他对外部成本的部分防备。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喜欢不同的情形选择不同规模的决策集团，而这种选择与个人的偏好和议题的种类及重要性有关。 　　二、横向分析 　　我国现行宪法是 1982 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施行的，1988 年、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四次修正，与税收有关的内容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税收法律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税收法律规范。税收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授权，依据宪法和税收法律，通过一定法律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中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种，都是由国务院制定的单行条例。税收部门规章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根据其职权和国务院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行政解释及实施细则。在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