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重视教育的措施及其影响.docVIP

隋炀帝重视文化与教育的措施及其影响 邱智勇 兴教重教，教育兴国，科技强国是当今时代最热门的词汇，当然，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也是一个千古永恒的话题，短暂的隋朝却拥有繁荣的经济，出现了“大业之治”的辉煌，我认为这与隋炀帝重视教育，并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发展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复兴学校教育，发布《劝学绍》，使文化教育事业走上了正轨。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先秦为贵族官府垄断，春秋时孔子首创私学，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藩篱，战国百家争鸣，文化教育也百花齐放，稷下学宫集聚了争鸣代表和教坛精英，打造了文化教育繁荣的基础。秦始皇一统江山，辖宇内而制六合，“以吏为师”，废除私学。两汉以来，兴太学建痒序，构建起各级学校教育体系，形成了文化传承体系。隋统一中国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杨坚竟以天下学校“徒有名录，空度岁时”，而下诏废除“大学、四门学及州县学”(《隋书·高祖纪》)，给文化与教育的发展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隋炀帝即位后。马上改变了文帝晚年在文化教育上的倒退措施，恢复被废除的学校，并鼓励私学，表现了对思想文化教育的极大重视。大业年间，私学灵活实用，规模不一，学馆大者数百人，小的只数十人，家中老人自授家学者更为普遍，从而向庶民子弟普及了教育，造成了天下读书的空气，提高了人们的文化品位。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炀帝即位，“复开痒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隋书·儒林列传序》)，全国各级官府学校恢复发展起来，私学一时也如雨后春笋，造成了“学者将植，不学者将落”的形势，举 国上下形成了一派“学风鼎盛”的大好文化教育形势。 隋炀帝作为封建帝王，开帝王劝学之先河，于605年发布了《劝学诏》，强调“君民建国”必须“教学为先，移风移俗”，要求“尊师重道”，相信在“宇宙平一，文轨攸同”的情势下，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并通过读书和考试培养选拔出有用的人才，才能巩固发展国家的统一，保持强盛的局面。 隋炀帝复痒序，重办国子郡县之学，直接引领了唐宋文化教育发展的潮头。唐代的文化教育更进一步完善，郡县私学普遍发展，士子、官吏皆以求学为荣。到两宋时期，官学、私学交相辉映，书院教育更是风采照人，教育成就硕果累累，人才辈出，仅参加科举的士子学人，每年都有数万人之多，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辉煌。对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隋炀帝创立科举制，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加了无穷的动力。杨坚代周建隋，正式停止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中正选举品第之权，“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高祖纪下》)，下令诸州岁贡三人，用州县举荐人才的办法取仕，可以认为是科举制的萌芽。595年，为适应南北统一和士族衰落的形势，文帝明令废除九品中正选官制。大业二年(公元606)，“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唐会要·制科举》)。刘肃的《大唐新语》亦言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开始用“试策”实行科举考试取仕的制度。“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选举典》)，是科举制正式确定的标志。炀帝通过文化考试，时策答辩来选拔任用官吏，极大地扩大了录用人才的人数，给那些经受过文化教育熟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文人志士创造了入仕做官的机会，给社会地位正在逐步上升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仕途，完成了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一次巨大飞跃，也大大提高了各级执政者的文化知识素质，增强了各级官吏的执政能力，同时也使中央集权制度更进一步走向完善。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使读书，考试，做官三位一体，第一次真正体现了孔子“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而禄在其中”和孟子“劳心者治人”的思想主张，对孔孟教育思想中的积极部分进行了具体落实，使教育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知识人才得到极大的尊重，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 。 唐代更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武则天、唐玄宗制定了分级和定期考试制度，并开殿试之先河，由皇帝亲自主持科举文化选择考试，把教育与考试制度提到了至高至尊的地位。唐代时期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因科考入仕的官吏也倍受人们的尊重，甚至连有的宰辅高官都发出了不因科举入仕的遗憾，有唐一代文风盛行，造就了诗歌的渊薮，文章的海洋。两宋时期，殿试成为定制，科举取仕人数大增，各级官吏也绝大多数都出身于科举，从而更进一步使文化教育走向古代时期的顶峰，据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统计南宋时江浙一带因科举人仕的知识分子更达数万人，因而也就形成了江浙一带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积极向上的学风。 科举制的形成与确定，使入仕做官再也不以门阀家世取人，而是以才德取人，“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确立了以才用人的体制，给富于进取，具有真才实学的中下层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