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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院摘后轻刑丰居高原因及其对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我国法治建设日益推进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为增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可操作性，2011年7月28日，河南省高级法院、河南省检察院、河南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实行非羁押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其中捕后轻刑判决率高低成为衡量非羁押诉讼实施情况的标尺，按照《河南省基层检察院业务考评计分细则(试行)》的规定，捕后轻刑判决率纳入考评基层院侦查监督业务工作的标准之一，考评规定“批准或决定逮捕后被法院作出轻刑判决案件的比率每高于全市平均数1个百分点减0.5分”。对照我院2011年度捕后轻刑判决率高于全市平均数10个百分点的现状，如何降低捕后轻刑判决率成为2012年侦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文将汇总2011年度我院捕后轻刑判决案件的情况，深入剖析目前基层院存在和应当克服的问题。并力求探索出解决途径。 　　一、2011年度逮捕后判轻刑案件基本情况 　　经统计2011年我院捕后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目前，共有66人被处以轻刑，轻刑率为46.3％，其中缓刑为58人(占总人数的87.9％)，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于刑事处罚等8人(占总人数的12.1％)：轻刑判决较高的罪名依次是盗窃19人(占总人数的28.8％)，故意伤害16人(占总人数的24.2％)，交通肇事14人(占总人数的21.2％)，三项罪名人数总计49(占总人数的72.2％)。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捕后轻刑判决案件具有缓刑占有比重大，案件性质集中的特点。 　　二、我院捕后轻刑判决率高的原因 　　第一，民事赔偿的影响。这是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所占比例较高的最主要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在逮捕之前尚未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与达成和解对后续处理的影响，不愿意赔偿。但其一旦被逮捕，态度即发生转化，积极赔偿，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法院认为对其不监禁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对其判处轻刑：二是犯罪嫌疑人愿意赔偿并有一定的赔偿能力，但被害人漫天要价而达不成协议，把逮捕看成了要挟犯罪嫌疑人多赔钱的工具，到审判阶段，被害人的情绪逐渐稳定、期望值也有所降低，较容易与犯罪嫌疑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三是犯罪嫌疑人受经济条件所限确实无赔偿能力，而被害人在案发初期又不依不饶，如嫌疑人确系真诚悔罪，个别案件法院已不把赔偿作为从轻的唯一标准。现阶段。对于故意伤害和交通肇事案件。是否赔偿与和解是判断嫌疑人是否具有逮捕必要性的最主要标准，但这一标准把逮捕作为促成赔偿的手段，使逮捕功能发生异变。 　　第二，公、检、法认识差异。就盗窃案件为例，在审查逮捕环节，我们认为有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存在其他重大作案嫌疑，需进一步侦查，因侦查需要而作出逮捕决定。批捕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案件证据没有实质性进展，法院在判决时仅以批捕时的事实做出了轻刑判决；有时我们与法院对于从重、从轻、减轻的标准和幅度认识不一致，特别是法院注重经济处罚，把退赃和上缴罚金作为判处缓刑、单处罚金等轻刑的主要标准。公安机关为了要成绩，特别是在打击“两抢一盗”时，把案件批捕数作为战绩重要评价标准，于是公安机关就多方协调，要求检察机关多批捕，可捕可不捕的要求检察机关批捕，这种评价标准违背了诉讼规律，不利于非羁押诉讼的正常开展。 　　第三，适用不捕的风险较大。往往使工作陷入被动。对嫌疑人不批准逮捕，可能引发以下问题：一是可能引发涉检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处于“可捕、可不捕”之间且有被害人的已拘留的案件，如果做出“无逮捕必要”的不捕决定，不懂法的群众可能会认为有“人情案”，无论是否采取其他强制措施，均认为从看守所放出来就是对涉嫌犯罪的纵容，这样很可能使被害方的不满激化，一旦被害方进行上访或采取过激行为，会影响检察机关的形象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权衡中，我们往往选择批捕；二是嫌犯可能脱逃，影响诉讼；三是不捕案件需要集体讨论、报送市院备案。办案环节较多，增加办案成本。 　　第四，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在保障诉讼上的局限性。这在办理外地人犯罪案件中更为明显，因而对逮捕措施的依赖程度更高。如我院办理的云南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盗窃一案，李某某盗窃其打工所在工厂价值1185元的红铜线，经调查，案发后李某某被开除、在内黄无社会关系。如果不捕，其极有可能逃逸，导致案件被搁置。 　　第五，思想认识的影响。主要存在以下情形：一是在群众的心里，批捕不是一种强制措施，而是定罪的表现，批捕就是有罪，就是对嫌疑人的依法处理，不捕就是无罪，就是放纵犯罪嫌疑人、放纵犯罪。群众缺乏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正确认识；二是政法工作长期以来贯彻执行的是“严打”的刑事政策。办案人员“构罪即捕”观念较深，对实行非羁押诉讼的认识不够，缺乏主动适用不捕手段的意识。 　　三、解决对策和方法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