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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膨胀必然性 　　 　　 ［摘 要］审计署2011年发布的报告进一步的指出了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断膨胀的事实,如何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控制在合理区间,首先必须了解债务膨胀的成因。本文在理顺我国“压力型”政治体制的特点,明晰“财权上收,事权下移”财税格局的现实,并结合 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情况,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膨胀的必然性做出了分析。 　　 ［关键词］地方政府性债务;地方性公共品;政治体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18-0122-02 　　 　　 1 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使其支出具有一定刚性规范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品理论由萨缪尔森(1954)提出,并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成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在文中他阐述了在为公共品筹资的税收不扭曲私人部门经济决策的前提假设下,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条件是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边际转换率。然而,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使在一次性税收前提下供给效率的条件成立,但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即由于公共品的两个特性,消费者个人所愿意支付的公共品数量与社会最优的公共品供给数量不一致,市场机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反而会造成供给的无效率,达不到帕累托最优。这就为政府提供公共品奠定了基础。各国的实践也已证明,虽然生产上可以由私人部门进行,但供给上还是基本归属于各级政府。但政府并不是赢利组织,为了提供必要数量,即消费者个人所需要的公共品的数量,政府实际上要承担一部分的边际损失,这一部分的边际损失则以税收的形式出现。根据李嘉图定理,认为举债即为未来税收的现值,不论是通过当期税收还是举债进行弥补都是可行的。 　　 蒂波特提出的“用脚投票”机制指出,为了吸引更多的居民来投票,不同政府之间会相互竞争,使得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大大提高。这就将原来“大一统”的公共品供给分拆成不同层级政府对公共品的供给。而从事前的角度,奥茨(1972)的“分散化定理”认为具有异质性和存在溢出效应的情况下,对于某种公共品,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相同,则地方政府能够向其居民提供帕累托的有效产量。另外,正如斯蒂格利茨认为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性公共品上,相对于中央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从而能直接面对辖区内居民多元化的公共需求。这就为地方政府提供各种地方公共品,满足人们的需求,增进公共福利提供了理论支持。下表在理论上根据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做出了划分。 　　2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矛盾使举债成为必然选择林尚立教授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都将直接决定整个国内政府间关系的基本格局,因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决定着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权利范围和活动方式,从而也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体系内部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间关系,包括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其本质正是多边多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与权利互动的利益关系。它包含了行政关系、财政关系、权力关系。 　　 当前,我国运行中的政府级次有中央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市(自治州)政府、县(自治旗、市)政府、乡(镇)政府五个级次。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压力型体制”,上级政府通过运动化的管理方式和可量化的评价体系,凭借自上而下的增压机制,实现政府目标。压力型体制在充分发挥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盘活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促进城市建设、教育、交通等各项公共事业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压力型体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1)压力型体制导致各级政府将事权下压,所谓“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政府尤其是省以下的层级担负的事权明显增多。 　　 (2)压力型体制要求纵向政府“对口”设置导致机构编制膨胀,增加了行政管理费用,财政支出中的经常性支出压力增大。 　　 (3)压力型体制导致各级政府的短期行为,如地方政府常常采取制假和谎报的方法对付上级的指标检查。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各种“达标升级”活动、“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成为了地方政权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即非理性的、非必需的财政支出增加,公共品和公共事务的提供可能存在过剩。 　　 (4)压力型体制促成地方政府向地方企业经纪人的转变,上级政府往往只关心下级政府任务和指标的完成结果,而对于下级政府采用何种方式方法疏于管理。为了完成既定的甚至被扩大的指标任务,仅仅依靠税收支持并不足够,预算外收入的急剧膨胀,土地财政的出现兴旺,地方政府借债求发展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多项选择。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有相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