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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计酬”引发权益纷争 　　2012年7月，国家版权局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此次草案是在3月份公布的一稿的基础上，参考各界反馈后所作的细节修正。对影视行业来说，争议的焦点出在第十六条第三款上，新草案在原来“编剧、作词、作曲等作者有权就制片者使用或授权他人使用该视听作品获得合理报酬，合同另有约定除外”的基础上增加了“原作作者和导演”两项，这条新草案几乎概括了整个讨论的核心：一是修订作者范畴；二是重申二次计酬的权利。前者引发了编剧与导演之间有关“谁是视听作品作者”的割据战，后者则直接令制片方中弹。制片方似乎很不待见这群创作者之间的文字游戏，对于他们来说新草案无疑是子在伤口上撒盐，本来就挨了“二次计酬”一枪子儿了，现在又多了几个开枪的人。 　　“二次计酬”更标准的叫法应是“比例薪酬”。顾名思义，即创作者有权获得与业绩成正比的薪酬。新草案中“作者有权就他人使用视听作品获得合理报酬”一条实质上解释的就是“二次计酬”，也就是说视听作品每在其他渠道被使用、播放一次，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有权利获得相应的版权报酬。乍听之下这个要求无可非议，国家版权局此次草案也是借鉴了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理念制定的。然而回过头来说，中国影视产业有着太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有着厚积薄发的朝气，同时又像青春期的年轻人一样问题缠身，以至于国外那一套详细的条款与其说是借鉴，不如说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了中国影视行业的种种弊病。 　　多次支付？制片方表示压力很大 　　在此次草案所参考的德国、西班牙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法》中，对视听作品著作权、作者、署名权、一次获酬、二次获酬、转让许可等都有一套详细的解释和规约，相比之下中国的著作权修正案则过于简单，不仅缺少细节上的支撑，并且在操作层面也面临着悲观的预测，它必然会被敏感的影视行业拿来计较，因为这关系到产业链上每一方的切身利益。 　　拿电视剧行业来说，中国电视剧制片商目前回笼资金和收益的方式主要还是依赖出售版权所获得的卖断费，买方市场常常使得大???数电视剧沦为炮灰，广告收益绝大部分又被电视台所占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制片方每出售一次版权都要付给创作者一笔报酬，制片方显然无法承受。对比一下美国电视剧的产销模式，与中国一次性卖断的“完全型”制播方式不同，美剧的生产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制播分离，商业电视网认可创意人提供的故事大纲后，为取得首播权，电视网会支付一笔拍摄许可费用，大约占了电视剧成本的70%左右，这样制作方的风险在第一关就大幅降低了。一般来说，一部热剧在首轮播出就已收回成本，而到其后次轮、三轮对地方电视台、海外市场的开拓时则属于制作方的纯利润了。 　　退一步来说，假如“二次计酬”通过，那么这个支付方究竟是谁呢？作为终端的电视台不应承担一部分费用吗？就凤凰卫视或国外绝大多数的电视台来讲，他们每年的播出次数是有限定的，并且制片方有机会在超出一定范围的收视率中再次获得收益补给。然而，国内目前的现状是制片方将版权卖断给电视台3～5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台可以无限制地播出，制片者对此无能为力。 　　此外，虽然国家现在对盗版的打击力度大大增强，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对正版行业的侵蚀。而众所周知，在好莱坞一部电影的票房收益仅占总收益的30%，其余都是依靠DVD等后续衍生产品，而在中国则明显呈现出过度依赖票房的单一趋势，更甚的是国产电影的票房绝大部分是血本无归的，而这所有的压力都转移到了投资方和制片方上。 　　坚持合约之上是最有效的制衡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中规定了作者有分享作品收入的权利，即“比例薪酬”，但它同时又列出了一些例外条件来制约这种权利。比如，“无法确定权益比例计算的基础”、“没有实际监管权益比例的方法”等，这些条框实质上是将比例薪酬的实际操作性最大限度降低，但它也非形同虚设，当创作者认为自己在比例薪酬的获取上遭遇不公平待遇时，可凭借该条款进行上诉，也就是说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参考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法》，在规定著作权归属和比例薪酬的时候，一些国家的条款中会有句前提——“如当事人无相反约定”，即若制片者与创作者之间有另行合同规约的话，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可以绕开原规定，跟前文法国知识产权规定的实质一样，简言之就是合约至上。这一点也就是制片人反复强调的“契约精神”。然而在中国此次《著作权法》修正案中，我们发现，3月份草案中第十六条“如当事人无相反书面约定”一句在7月份新稿中被删去了，这是否意味着立法态度的微妙转变，正是此次修正案的吊诡之处。 　　创作者：先把权利争取到 　　“二次计酬”在创作者之间引发的“作者”之争，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就像编剧汪海林所形容的：“坛子就这么大，还没分就打起来了”。好莱坞编剧罢工为编剧们赢得了对新媒体的利益分配权，而中国编剧在多年艰辛的维权路上又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