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职务犯罪体系化预防.docVIP

论司法职务犯罪体系化预防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力，对保证法律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负有重要责任，因而其自身的公正与廉洁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司法腐败泛滥，司法公正萎靡，法律将形同虚设，社会机体也将丧失自我修复机能，最终陷于法律失灵的紊乱状态。因此，预防司法腐败理当成为构建我国反腐败策略的重要方面。 　　一、司法腐败的特征分析 　　据统计，1993年至2011年间，司法工作人员年度职务犯罪人数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其占全国职务犯罪总数的比例，最低为1997年的3.8%，最高为1999年的12.0%；自2000年以后，司法职务犯罪占全部职务犯罪的比重显著增加，法检系统年度职务犯罪呈上升态势，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相对高发领域（详见表1）。相较其它领域，司法职务犯罪发案呈现滞后性，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具体特征。 　　（一）犯罪形态渎职化 　　司法腐败的犯罪形态表现出以受贿为主，并与徇私枉法相伴生的渎职化特征。司法权纠正社会利益（或资源）错配，恢复利益配置的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司法权不像行政权那样积极和集中地分配社会资源，发生贪污挪用型犯罪空间较小1；但司法权却能够左右个案当事人的利益变动，具备以此向案件当事人寻租的客观条件。司法工作的隐蔽性、保密性、强制性和权威性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便利，当等价交换原则渗入司法领域，谋取经济利益成为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诱因和条件。相对贪污挪用型腐败，寻租型腐败更为隐蔽，又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作“挡箭牌”，发案风险低而寻租收益高，使得司法腐败的犯罪类型更倾向于以“个案寻租”为典型特征的渎职型受贿犯罪2。就个案寻租的分布来看，公安刑事侦查、法院民事执行和监狱管理是最易滋生司法腐败的高危领域，据有关统计，上述三个领域占政法系统贪污贿赂犯罪案发人数四成以上。 　　（二）犯罪主体高端化 　　据笔者统计，从2001年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因“远华”案锒铛入狱，到200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查处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案发免职，短短十年之间，被依法查处的正厅级以上司法高官多达15名，涉案金额愈加巨大。2010年5月，被判处死刑的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其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金额分别达1211万和1044万。事实表明，司法机关（及其内设机构）负责人已成为司法腐败的主要犯罪人群，司法腐败正逐渐向权力链条高端聚集，表现出高端化特征。 　　（三）犯罪模式组织化、经营化、长期化 　　司法权力的经营性、寻租性特征十分突出，并正由个人寻租发展演变为集体性、经营性的固定模式的长期寻租。如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原院长郭生贵，采用介绍案件给个别律师，从律师费中按比例收取回扣的手段，仅在1999年至2006年期间，就敛财高达367万元。站在“经济理性人”的立场上分析，案源是稀缺资源，出售案源谋取私利甚至以此长期经营，是典型的寻租行为。如果说郭生贵还只是兜售案源的“个体户”，那么相继发生的武汉中院13名法官、深圳中院5名执行人员、广东高院14名法官、重庆高院10名法官3集体腐败案就是渗透到从立案到执行的各个司法环节，通过机构化运作，演变为一条龙为腐败服务的寻租“企业”。从个体寻租到集体寻租，从偶然寻租到长期寻租，这是司法腐败向隐蔽性更强、权力寻租规模更大、司法不公受到更严重践踏的高级阶段发展的表现。 　　（四）腐败次生化 　　普通腐败案件进入诉讼领域后，继而又滋生出司法腐败的现象，可称之为腐败次生化，其中，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表现最为典型。所谓职务犯罪轻刑化，一般指职务犯罪案件在入罪标准、缓刑适用、减轻从轻、减刑假释四个环节相对它类案件惩罚过轻的现象。据统计，自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缓刑、免刑的共占68.7%，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免刑偏多，量刑普遍偏轻。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人情案、关系案认定减轻情节的总体比例也远高于其它案件类型，职务犯罪案件多减轻，非职务犯罪案件多从轻。 　　（五）犯罪分布阶梯化 　　在司法系统内部，职务犯罪发案状况呈梯级分布。据某市统计，该市近5年来查处的政法系统贪污贿赂犯罪中，审判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检察机关和国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发案数呈梯级依次递减趋势，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成为司法腐败的重灾区，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更是占据司法腐败总数的1/2。另从部门分布看，公安刑事侦查、法院民事执行和监狱管理领域属司法腐败行为的高发地带，三者约占司法系统贪污贿赂犯罪案发人数四成以上。 　　二、预防司法腐败的基本体系架构 　　通过上述对司法腐败特征的研判和分析，可以得出司法腐败呈现出职权愈重、寻租利益越大、行政干预越强，司法腐败则愈加严重的集中趋势。而为有效遏制司法腐败，也应当构建与其特征相对应的司法职务犯罪体系化预防机制，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