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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现代契合与观照 　　内容摘要：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史记》一书中。《史记》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时间，但其中所蕴含的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比较，却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基于此，本文以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进行探析。 　　关键词：司马迁 经济思想 现代契合 　　引言 　　由于受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认为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制度，起源于欧洲国家。因此，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常常以西方的理论发展脉络为基础，而忽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其实，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赵冈和陈钟毅（1986）认为从战国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当时，中国已有私有产权制度，个人和家庭在市场中可以独立作出选择。许多经济现象都是众人最优选择所形成的均衡状态。由此可见，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早于欧洲国家， 对市场经济的研究也早于欧洲，其中较具代表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的经济思想散见于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评述中，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等篇章中。《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春秋末到西汉时的著名“富商大贾”所写传记。司马迁在为富商大贾作传时，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如何看待求富，如何看待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原则等都做了具体分析，因此，可以看作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微观部分。《平准书》着重记载了汉初至汉武帝时期一百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财政状况、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变化情况，尤为详细地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实行的原因、过程，以及实行的后果，包括某些经济政策实行后出现的弊端等，因此，可以看作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宏观部分。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史记》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时间，但其中所蕴含的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比较，却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对于今天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作用，凸显了我国古人的智慧。 　　《史记》中关于“理性人”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 　　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是“理性人”假设，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便是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理性人”假设最早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亚当·斯密认为人是理性的，要为自己打算，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动机。但是，亚当·斯密并不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人的这种自利行为，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可见，理性人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人们只有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才能保证均衡价格的存在。正如茅于轼所说：“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由此，人类才有了最终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仁义礼义，追求私利被看作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尽管人们实际行动中还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常常冠以其他理由。司马迁在《史记》中抛开儒家思想的影响，站在客观的立场，肯定了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普天下之人的一切活动无非都是在追求利益。同时，司马迁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的正当活动，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的观点，认为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有，不需要学习。正是因为人们的求富思想，人们才会乐于努力工作，获取想要的东西，实现“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就像水从高处流下，日夜无休止一样，“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由此可见，司马迁已经隐含地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大家已经熟知的“看不见的手”原理。 　　司马迁在肯定人们的求富本性的同时，对求富的手段也进行了评价：“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靠农业致富，末富是指靠从事工商业而致富，奸富是指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有可能使人道德沦丧，在求富的过程中有可能损人利己，所以提出“求富有正道，奸富不可取”。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约束人的行为。 　　《史记》中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经济自由主义是指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大约诞生于18世纪，是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该学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强调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自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强调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维护市场秩序。经济自由主义自诞生以来对西方社会的经济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期间虽然受到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思想的挑战，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