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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和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核心策略 　　编者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策略以各国减排温室气体为核心已为共识，但各国在减排指标分配及发展中国家是否承担减排义务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本文从分歧产生的原因以及美国、日本等国通過技术转让形成创新能力的成功经验，阐述了破解气候变化的核心策略——环境友好技术开发和转让方面合作上的观点。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合理性 　　经過历次气候变化谈判，目前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义务履行方面形成了两大主要观点： 　　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今天的气候变化主要是西方国家200多年来工业化发展過程中累积的结果，它们采取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使自然资源遭到掠夺式的破坏导致了气候变化；而且现阶段这些国家已经发展起来，其能源耗费需求无疑会少一些，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正是需要大量耗费能源的时候，能源消耗需求更大；此外，发达国家人年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主张，不论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它们都负有更多责任，故应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各缔约方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暖，但发达国家对此负有历史和现实责任，应承担更多义务；而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由于多数无害环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它们应当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框架公约》成员方历次会议的决议等之规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帮助它们开发技术，提高能力建设。并且，发展中国家还坚持认为：转让技术是它们承诺相对减排温室气体的前提条件。 　　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却意图否认已达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必须承诺履行温室气体绝对减排量的国际义务，否则其他方面合作谈判难以进行；因为它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技术的落后及人口的众多等，使其当前及以后发展過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数量相当惊人。 　　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策略方面长期的僵持不下，使2007年以后的《框架公约》成员???大会(COP)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各方在发展中国家是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方面矛盾冲突十分尖锐，几乎是每次会议斗争的最关键内容。 　　在笔者看来，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各国把争论的焦点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是只抓住了问题的表象，而没有考虑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温室气体排放不是问题的源头，人们也不会去消费气体排放，他们消费的是能源，排放只是一种结果；问题的根源应在于如何减少或避免这种排放。在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在落后的乡下和城镇燃烧着木材等(不是用管道燃气和电)来做饭，用最原始的工具(没有拖拉机)辛勤劳作，步行或骑自行车(非驾驶汽车)去上班。这种最基本的排放本来就很少有压缩的空间，与那些靠飞机、汽车、空调等耗费大量石化能源来维持生活品质的发达国家人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排放不值一提。对它们而言，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大部分，源自它们落后的工业技术及为发达国家加工那些满足后者奢侈生活的高耗能商品。如果后者能够公平或无私地让前者得到环境友好技术来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及加工商品，则排放会大大减少。 　　“减排指标分配”——西方国家规避义务的幌子 　　为何西方国家在历次成员方大会上把减排指标分配而非技术开发和转让放到争论的核心位置上?为何对前者花很多时间和巨大精力而对后者则如蜻蜓点水?笔者认为，这是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下的产物，是西方政客在其政治体制下的必然行为。 　　在西方，由于历史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掌握了全球90％以上的先进技术(含无害环境技术)，而它们在进行技术转让时唯企业利益而非政府的履行国际义务为导向，它们常借发展中国家需要技术的迫切性抬高技术许可使用费，或提出种种附加条件，或认为无利可图时拒绝转让技术。这是强调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有着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历史传承的发达国家政府所无能为力的。而且，随着新兴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不仅通過国内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是私权利，它们还通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将这一观点上升为国际性的规范，即在TRIPS协议序言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是私权利”。这样，作为知识产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无害环境技术无疑也归属在私权利的范畴，应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其交易行为政府不能强行干预，环境友好技术由此也成为政府无法动用公共权力来强征的财产。再加上西方所谓的选举多是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角逐，选票掌握在那些掌握庞大财产的私人手中，在“私法行为公法化理论”的作用下，西方所谓的政治人物只能根据国内利益集团的需要在国际上行事。如果他们的承诺与国内集团利益发生冲突，这种承诺也是无用的。因此，他们不愿也不敢在技术转让和合作方面作出承诺，只好拼命地在减排指标分配上大做文章；这样既可遏制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