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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发掘重要简牍及其主要内容 　　[摘要]甘肃不仅是近几年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而且也是出土汉简最多的地方。甘肃出土的汉简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两汉时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民俗、邮驿交通、西北史地、丝路贸易、文化书法、科学技术以及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的第一手资料。甘肃汉简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其学术价值也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甘肃汉简；敦煌汉简；居延汉简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39—02 　　在甘肃古代文化中，最有名的就是佛教艺术和汉简。20世纪初，甘肃有敦煌藏经和西北汉简两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同敦煌藏经在国内外享有的很高知名度相比，汉简却一直鲜为人知。 　　甘肃出土的汉简学术价值极高，汉简中大量郡县官职的记载，补充了历史文献中官职资料的不足；诏书律令的出土，为研究秦汉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提供了新材料；大量经济资料的出土，为研究两汉西北地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地租、赋税形态提供了新证据；汉简中保留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典籍，有的为我们提供了与今本不同的新版本，有的则是亡佚了几千年的古书；汉简中西北边塞防御体系、屯兵戍守、军队布防的详细记录，是当时国家统一强盛的反映。 　　一、敦煌汉简 　　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自20世纪初至90年代共发掘出九批汉简，计2.5万余枚。因以汉代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称为“敦煌汉简”。敦煌和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 　　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时，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里，获得简牍708枚。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在敦煌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84枚简牍，在安西、酒泉两县境内获105枚。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17枚简牍，原简现藏敦煌研究院。1944年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汉简49枚，原简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门市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简牍91枚，原简现藏嘉峪关长城博物馆。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被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新编号为DZ1，出土简牍1207枚，原简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在敦煌西北57公里党河乡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获简牍76枚，原简藏敦煌市博物馆。1986～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获得木简137枚，原简藏敦煌市博物馆。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东61公里汉代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2万余枚汉简。 　　敦煌汉简形制主要有简、牍、觚、楬、封检等。敦煌汉简中，官、私文书居多。官文书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品约、符、传、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书有买卖契约、书信等。诏书以玉门花海出土的遗诏字数最多，全文凡 133字，抄在一件木觚上。律令有捕律、“击匈奴降者令”等。捕律涉及对放弃亭守、投降、杀降者的处分，“击匈奴降者令”涉及以斩首捕虏论功拜爵赐金钱的具体规定。司法文书如“言律曰畜产相贼杀，参分赏，和。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引用适用法律并明确论决结果。品约有守御器品和烽火品约。守御器品是关于配置防御器具品种、数量的规定，如郡、都尉、候障、亭燧守御器品。烽火品约是关于燔举烽火信号的具体规定，如敦煌郡烽火品约等。 　　敦煌汉简中还有《苍颉篇》、《急就篇》、《力牧》、《九九术》、历谱、医药方及有关相善剑刀、相马的书。敦煌汉简的内容多与屯戍有关，反映两汉时中原统治者对河西走廊的重视与开发。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根据简文的记载恢复当时的烽燧系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年出土的汉简又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敦煌马圈湾简文“玉门部士吏五人、候长七人、候史八人、燧长廿九人、候令史三人”提供了玉门候官掾属的称谓与人数；关于出入关门的简文为探讨玉门关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线索；另有许多简文记载了当时与西域的往来情况，所见国名有乌孙、车师、焉耆、卑陆、鄯善、尉犁等。 　　二、居延汉简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万余枚，称为“居延汉简”。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2万余枚，称为“居延新简”。甘肃出土的汉简中，大部分属居延汉简。居延旧简发掘于居延地区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处，共有1万多枚，其中除少量竹简外，大部分为木质简牍。居延新简是1972～197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塞第四燧等处发掘获得的。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极少。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