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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温暖方式为社会修补精神 　　2012年2月17日，晴。一辆不太显眼的深色厢式卡车从上海西南郊区开出，目的地是西边不太远的一个小城市，这是它长达九个月漫游的第一站。 　　车厢里装的是服装道具和七个好玩的人，其中的“头儿”是一个把胡子编了小辫儿、不太像中年人但也显然不算年轻、看起来有些凶悍实际上很温和的人，他刚好跟我们小时候耳熟能详的一个动画片主人公同名，这个名字就是马良。这位坐在卡车上的马良虽然20岁之前也学过绘画，但没有神笔，他更习惯用照相机将头脑中的画面拿出来让人们看到。当然了，在他九年前决定放弃颇获认可的广告片导演身份从头开始做一个严肃的艺术家的时候，马良也考虑过用画笔来进行表达。当时他的几个要好哥们儿帮他租好工作室，地点在离他原来的公司不到500米，里面颜料画布画笔连音箱都一应俱全。他本以为要做的就是播上音乐开始画画，但一天下来就心慌到不行，必须出门与人接触。就这样，马良放弃了对看着《神笔马良》长大的这代人来说与这个名字最顺理成章地形成联系的一个工具，开始把摄影作为主要的创作手段。不过马良用照相机所创作的，或许更接近绘画而非我们更接受和理解的那类照片——所谓的“真实”的照片。忘记是谁说过：判断一幅名画真假的标准是它是否是声称的那个画家亲手画的，而判断一张照片真假的标准则是看它是否是摆布出来的。以这个添加了道德判断的“标准”来看，马良的照片显然都是“假”的，但是，非写实绝不意味着虚情假意。就像我们明知小说、戏剧中的故事是编的也还是会为那些真情感动，当我们抛开“摄影必须是从真实世界中抓取的片段”这个预设再来看马良的照片，就会发现它们指向的是心里的现实。 　　作为一个客串记者，我发誓写这么一堆玄乎的文字绝非我的本意。问题是，在连续三天观摩了马良这个历时九个月的“我的移动照相馆”拍摄项目上海站的拍摄现场，并东一搭西一搭跟各路人马聊过几句之后，我依然无法拼凑出这个“在路上”的故事。马良创作生涯中时间跨度最长的这个项目结束一星期后，我来到他位于上海西南郊区的工作室，试图从他这里挖到更多的幕后故事。他正在厨房打鸡蛋，计划炒两个小菜当作晚饭，其中也有我的一份。他养的花猫也一点不怕生，直接往我身上窜，气氛好像是挺自来熟的。只是，关于过去这九个月，除了把它总结为一段结束了的艰难的过程，遇到过好人坏人、司机生病、每三个城市车坏一次的非常不易的创作行为，马良并不想说太多。在拍摄的日子里，马良每天早上10点起就坐在电脑前，让助手开启一瓶红酒，前方是架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再前方是各种根据心情来布置的属于另一个时空的场景。他手握快门遥控器，眼睛盯着屏幕上即时显示的影像进行现场调度，如果拍摄对象过于紧张，他就得用上花言巧语，甚至杀手锏——一个能够捏出响声的橡皮猪，通常这招总是能让取景框里的人放下面对镜头时天然的戒备。平均每天接近10小时的工作状态，让刚刚过去的时光只在头脑中留下笼统的印象，去回忆任何细节都是令人疲惫的。 　　帘幕外边，马良的助手们帮助参与者一起挑选服装道具、裁切并装裱刚打印好的要送给参与者的照片，同时互相开着玩笑。关于移动照相馆的故事，他们倒是贡献出一些印象深刻的片段。 　　这一年中，在离上海直线距离最远的拍摄地点内蒙古，拍摄团队和素未谋面的做音乐的朋友终于见面，他们的传统音乐呼麦让所有人都深受感动，即便一个字也听不懂。聚餐时，他们得知当天是拍摄团队中一个成员的生日，还特地为他再次演唱。听过他们解释的歌词意思后，这个过生日的从西藏寺庙中走出来的大男孩发现居然在另一个民族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九个月时间，35个城市，28000公里路程。听起来，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流浪”、“出走”之类被文艺青年们浪漫化了的概念，但“我的移动照相馆”实施起来，并不能像流浪那样信马由缰。从征集参与者到确定每个城市的拍摄场地、住宿，甄选参与者等等，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月，这期间微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团队中有一人负责从报名者中选择拍摄对象，要求是要在私信中认真写个故事。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成都的女孩，她希望拍摄可以让在车祸中脸上留了伤疤的男友重拾自信。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煽情的，在上海站，我看到更多的幻想。那块四五平米、被影棚灯照亮的马戏团主题的布景中，各路梦幻人物轮番登场，三岁的超人、军阀和姨太太们、会弹会唱的文艺女兵、扛着枪的白雪公主以及画了半张小丑脸的美女。间或也有为了重新体验拍照的仪式感，本色上阵的小情侣，本来想要庄重地被拍摄一回但还是被马良手中会出声儿的猪逗乐了。 　　在每个被拍摄者上场之前，马良会问他们自己的想法。很显然，这样一个项目中，马良和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再是拍摄者和被摄者。这些站到镜头前面的人，都成了艺术作品的合作者。对马良来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这么一个环境，一种可能性，哪怕被摄者把他们自己当作是真正的创作者，或者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