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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管制、制度行为与经济绩效* ——来自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转轨的证据（1958～2005年） 何一鸣 罗必良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一个“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结构—行为—绩效）理论范式以分析经济体制转轨问题，并利用1958～2005年中国农业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本文所提出的基本命题：从全面产权管制到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渡阶段。因此，中国的农业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农业资源产权管制放松的动态过程，也是租金耗散递减从而制度绩效递增的演进历程。总之，产权管制放松是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绩效提高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产权管制 租金耗散 制度绩效 经济转轨 农业改革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市场。在中，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增长，，作为中国最的，同时又是发生制度变迁最频繁、最活跃的，，不能不引起的关注和学术的好奇。70年代末期，国家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默认就意味着国家从对农业资源无所不在的管制状态大幅退却，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和农民的政治拥护，原来被管制的剩余索取权重新赋予农民（周其仁，2002）。对于该类产权管制结构变迁的现象，现存的经济理论无法做出合理且完整的解释（杨开忠等，2003）。已有的制度效率假说（参见North，1990）也只能回答产权制度为什么变迁，却并未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角度思考租金耗散对体制转轨的决定性影响。现有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却表明，大多数转轨国家的政府以“掠夺之手”强化管制（Shleifer and Vishny，1998）。但是，对转轨经济系统中的农业产权管制结构是如何发生变迁的，以及产权管制放松的制度绩效如何测定等问题，传统理论还都没有提出一个逻辑自洽和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解读和回答。 诚然，政府管制及其放松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课题，自18世纪开始，古典经济学家们就懂得管制放松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文献集中讨论特殊产业的价格和进入管制问题（Viscusi et al.，2000）。现代管制经济学鼻祖Stigler(1971)指出，管制起源于利益集团通过寻租游说政府实施产业进出管制政策，从而获得垄断地位及其租金。因此，管制的结果是效率低下和非生产性活动增加。此后，对管制的批评近乎于普遍（Kahn，1971）。如果管制是有效的，人们则认为它是有害的（Green and Nader，1973）；如果管制是无效的，人们认为它是浪费资源（Dewey，1974）。关于管制失败的案例更多有记载（例如Posner，1974）。但是，若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价格或进入）管制只是政府干预市场上私人协约的许多立法行动之一。管制不仅改变了产权结构，还引起经济当事人常常不能预见的复杂经济后果，从而影响某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及整体福利水平(Alston et al.，1996)。 在产权理论演进历史中，Cheung(1974)最早提出产权管制的两大命题：①当合约一方的收入索取权被完全或部分地剥夺时，除非该权利被完全授予另一个人，否则转移的收入将趋于耗散；②给定非专有收入的存在及其耗散趋势，涉及的各方都会努力在约束条件下使租金的耗散最小化。在此基础上，Demsetz(1988)正式界定产权管制的核心范畴：当产权受到管制而又不能买断时，就应该强调非价格竞争方式而不是强调价格机制。后者表现为一种运用货币财富影响他人的行为，例如，愿意出高价就能找到卖者，那是买者的自由。若限制这种自由，结果只能是突出“个性的竞争”。此时，人们为确保生存而竞争租金，只能更加依赖肤色、宗教和家族势力等个性化因素。管制产权束中的各项子权利，使人们无法尽量追求货币报酬最大化，所有者会因此更加放纵自己，以求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个性偏好。如果产权受到管制，人们就会改用各种替代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具体采用哪些方式，多依赖具体情况而定（Barzel，1989）。因此，对人们行使产权的各项具体权利的能力施加管制，会使产品配置及其背后的财富配置格局发生改变（Eggertsson，1990）。对一组私人权利的一部分施加管制，使之失去权能，就说明这部分权利已经被政府接管或分配给政府。按此逻辑，政府通过对所有者选择用其财产做什么的权利或对其以共同商定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他人的权利进行干涉和管制而削弱了产权，这是因为对产权的排他性所做的大多数管制会缩小交易的范围，对产权的可转让性所做的大多数管制排除了作为谁得到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手段的价格竞争（Pejovich，1990）。而Olson（2000）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契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的。换言之，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否均取决于该国政府的行为，尤其是没有产权夺取的行为，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