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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B）塞缪尔·皮尔逊文 发表：《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评论/2004年3月24日转发上接A篇　　长老会的奋兴布道活动引发了先前在荷兰新教中出现过的同样争议与批评。某些教、俗界人士表示热烈赞同，特别是那些有理由对突出教会作用的形式主义表示不满的人；那些盯住奋兴布道活动中的狂热和杂乱无序的人则对复兴活动感到害怕，并进行非难。总的来说，奋兴运动沿着已经存在的界限分裂了长老会。支持严格教义准则的人害怕并反对奋兴运动。他们的宗教观依然是苏格兰国教会（一个包括了所有人口在内的国家教会）的那些看法，它必然更多地关注于教义，而较少关注皈依体验这一更为内省和困难的问题。另一派人则把教义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虔诚问题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奋兴运动似乎是上帝所赐。　　在清教徒主导的新英格兰，大觉醒的到来总的来说是与1729年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出任教职密切相关的。出于对世俗气和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注释】该教派为荷兰基督教新教神学家阿明尼乌（1560－1609）创立，它反对加尔文派的得救预定论观点。——译注【注尾】蔓延的担忧，爱德华兹鼓励其听众中年轻人的精神发展。尽管他的布道缺乏坦南特布道的华丽色彩，但仍激发起人们对宗教不断增长的兴趣。奋兴布道会从北安普敦传播到整个康涅狄格谷地。后来，当它在北安普敦式微时，爱德华兹便着手在《忠实记事：上帝在北安普敦千万灵魂皈依中的奇迹》（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in the Conversion of Many Hundred Souls in Northampton）一书中描述他的经历，该书1737年和1738年先后在伦敦和波士顿出版。爱德华兹描述了北安普敦的年轻人如何 “逐步地远离嬉闹，在参加公众礼拜时明显变得愈加庄重”。该书为爱德华兹赢得了显赫的名声，许多人把它看作是改进他们的再生努力的指南。【注释】爱德华兹对奋兴布道的记述以不同的书名不断重印。见Jonathan Edwards, A Narrative of Many Surprising Conversions in Northampton and Vicinity . . . (Worcester, MA: Moses W. Grout, 1832).【注尾】　　在宗教广泛衰落的大背景下，1730年代地方性的但却是热烈的宗教奋兴布道会却起到了日益缓和这种趋势的作用，此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出现了。他是卫斯理兄弟【注释】即John and Charles Wesley，二人均为英国布道家，同是卫斯理宗创始人。——译注【注尾】的同事，已经是英国一位著名的福音传教士。早年他曾短暂地访问过佐治亚，并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孤儿院。随后他回到英格兰接受圣职委任，并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奋兴布道之旅。1739年11月初，当怀特菲尔德在费城下船时，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一年半时间的周游中，怀特菲尔德水陆并进，布道于从缅因到佐治亚的沿海地区。所到之处，特别是在查尔斯顿、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沿海城市，怀特菲尔德吸引了大批听众，唤起他们关注自我拯救，并激励起大批北美僧俗信徒以他为榜样，把奋兴布道活动推广到内陆城镇和边疆社区。怀特菲尔德将旺盛的精力、在激昂动听的语调运用上的准确感觉，以及对宣传价值的深刻理解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构成大觉醒运动的一系列事件的催化剂和内聚力。　　怀特菲尔德作为奋兴布道家的名望超过他本人的其他声望。无论他走到那里，无论是在费城、纽约、查尔斯顿、纽波特，还是波士顿，他总是遇到热情的群众，但也常常遇到争议。吉尔伯特·坦南特在怀特菲尔德之后到达波士顿，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对大批信徒布道。坦南特是位令人恐怖的布道者，是地狱之火和诅咒型的奋兴布道家的原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他“展示出令人敬畏的神圣、公正、法律、威吓、真理、权力和上帝的威严，以及他对背叛、冥顽、怀疑和不信基督的罪人的怒不可遏；这些人面临着时刻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可怕危险，以及身陷受难处的极度痛苦”。在怀特菲尔德之后，乔纳森·爱德华兹也在康涅狄格谷地增加了自己的巡回布道活动，他最著名的布道“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就是1741年7月8日在恩菲尔德（Enfield）做出的。　　怀特菲尔德和坦南特毫无疑问是大觉醒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在其倡导的必不可少的虔诚的运动中，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所有宣传的和修辞的武器，它们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可以看作是催化剂，唤起了当时安逸而墨守成规的无数牧师走上奋兴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