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代文学讲义.docVIP

概说 　　自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至一六四四年崇祯自缢于北京，明代的历史延续了约二百八十年。这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在欧洲，差不多正好与明代历史相对应的是文艺复兴时代，这一时代中，自然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内，同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一系列重大进步，全面地撞击着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而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念正在形成，欧洲的商船与传教士开始叩击古老中国的大门。在中国的土地上，同样一度孕育着深刻的变异。许多学者认为，元末已相当繁荣的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经历明初的衰退以后，到明中期与后期，重新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此相应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以李贽对传统思想学说的尖锐批判为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潮曾兴盛一时。它与魏晋时代个性解放的思潮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与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相联系的，是具有平民性的；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追求。这些特点，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显得极其艰难。建立在广大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政治体制对于历史挑战的反应，是空前地加强专制，加强以奴化人性为目的的思想统治。历史进程的滞塞，使中国从此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而开始陷入长期的困境。这一种复杂的背景，也造成了明代文学的复杂性。 　　对历史的敏感早在朱元璋身上就表现出来。明初在恢复汉文化传统名义下进行的革除元代旧政的努力，不仅仅反映着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点，是针对着元代由于政治制度的松懈和思想统治的松懈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变化。朱元璋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果毅残暴的开国皇帝，以强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独裁统治。在中央政权，他先后制造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玉“谋反”案，连坐诛杀数万人，几乎杀尽了开国功臣，又借机废除秦汉以来实行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在鼓励垦荒、扶植农业的同时，对最富于活力的东南沿海地区加以残酷打击，以削弱这一地区的力量，铲除对王朝统治可能构成威胁的基础。大批地方富豪或被抄没家产，或被迫迁徙，使这一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严重挫折。他还明令“片板不许下海”，用军队封锁海上交通，禁止民间的对外贸易，以贯彻“重农抑末”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实行了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 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彻底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而造成巨大的威慑。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明成祖自“靖难之役”中夺得政权，迁都北京，继续推行由太祖确立的治国方针。永乐年间郑和受遣七下“西洋”，远抵波斯湾的霍木兹，确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而且先于哥伦布、麦哲伦航海许多年。但是，撇开成祖的主要目的是否为搜寻失踪了的建文帝不论，这一次航海也带有过于强烈的“宣示国威”的用意，它在开辟海上交通、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应有的价值受到了限制，这样的远航也因此未能继续下去。农业经济的自足性和封建统治者的保守心理使中国在历史机缘的大门前停止了脚步。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洪武七年被腰斩的高启，唱出了由元入明的文人们内心中的无穷悲凉。而同样的是由元入明的宋濂，则因积极参与新朝文化规制的设计而成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一方面对杨维桢保留着若干好评，似对元末的文学不无留恋，但更主要的，是继承程朱理学的“文道合一”说，重新建立了由明王朝的政治权力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