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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法律逻辑学的概念一、法律逻辑学的渊源考辨逻辑学是一门规范思维的科学，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规律的学说。”法律逻辑学是在法学研究和形式逻辑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形式逻辑的一个新兴分支，也是法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如同许多其它学科一样，逻辑学的产生也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的产物。早在人类远古时期，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逻辑学理论。古希腊的逻辑学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创建的演绎逻辑为代表，其逻辑学理论集中体现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两部著作中，系统地研究了概念、判断、三段论推理、论证和思维规律等主要逻辑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化、完整化的古希腊逻辑学，使逻辑学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今世界，人们进行演绎推理无不沿用亚氏理论，其三段论第一格更是法官审理案件、作出裁判所运用的主要推理工具。古代中国对逻辑学的探讨与研究发轫并盛行于政治上呈现“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中的墨家对中国古代逻辑理论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者研究了概念、判断、推理等各种思维形式，对思维规律的基本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墨家的逻辑学说见于《墨经》一书。但是，不像古代希腊，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并没有真正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公元前6世纪，印度产生了因明学，即逻辑学。“因”就是原因、理由、根据；“明”含学术之意，因明学的经典为《正理经》。同样，古代印度也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学。中国人长期将逻辑学称为“名学”、“辩学”、“理则学”、“论理学”等。清末的严复首次将英文的“logic”一词翻译成中文的“逻辑”之后，章士钊首次使用了“逻辑学”这一概念。当我们立足于时下，放眼于逻辑学在全球的发展变化时，自会感知到其发达程度在西方远强于东方。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归纳逻辑，并将其著作命名为《新工具论》，以表明他的归纳逻辑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另一个英国哲学家穆勒进一步发展了培根的归纳逻辑，在其《逻辑体系》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探求因果联系的五个方法，填补了传统逻辑的主要内容；17世纪中叶，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试图将数学方法运用到逻辑推演，首创了数理逻辑的设想；19世纪初，英国数学家布尔初步建立了“逻辑代数”，使莱布尼茨的设想转化为现实；之后，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英国逻辑学家罗素和怀特海进一步发展了数理逻辑的理论，至20世纪初数理逻辑形成为一门理论系统化的新兴逻辑学科，演绎逻辑由此发展到现代形态。在西方逻辑发达史上，还有一种逻辑形态必须提及，它就是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构建的辩证逻辑，见于其《逻辑学》一书。人们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中广泛应用逻辑知识催生了“法律逻辑”的产生。尽管法律逻辑学尚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得到人们公认的学科体系，但它作为一门新的逻辑分支学科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律逻辑的研究不再是逻辑学家的专利，更是法学家倾其心力的研究领域。二、法律逻辑学的对象学者们关于法律逻辑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由于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应用性质的形式逻辑分支学科，它的任务在于把形式逻辑一般原理应用于法学和法律工作的实际，探索法律领域应用形式逻辑的具体特点。因此，法律逻辑学并没有与传统形式逻辑不同的特殊对象，研究的还是属于思维领域的现象。法律逻辑学研究的也是逻辑形式、逻辑方法、逻辑规则和逻辑规律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另有学者也认为，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仍然是思维形式及其规律。除此之外，法律逻辑学还要研究法思维活动中特殊的形式与规律的逻辑理论，包括侦查逻辑、法律规范逻辑、法律论辩逻辑等。而有学者不持此观点，认为法律逻辑学本质上属于“法理学”或“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关心的主要不是法律推理的形式结构，而是法律推理的构建活动，亦即推理前提如何建立的问题，涉及的实际上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技巧问题。法律逻辑虽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推理，而且它是以普通逻辑为其基础的，但是它绝不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的简单应用。笔者认为，学术水平是在学者们不断地研究过程中得到提升的。一般情况下，越是接近现代的学术观点就越接近于真理，也更多地拥有受众。就上述几种观点而言，雍先生的观点显得更接近于当代西方法理学研究的大势，但是将实质推理引入司法实践的观点与其说是法律逻辑学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法学方法论的问题。据此，笔者较为赞同上述张大松、蒋新苗二位学者的观点。司法实践中为求法律之正义精神而必须采用实质推理的问题应当主要由法学方法论去解决。三、法律逻辑学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法律逻辑学首先是逻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其次又是一门具有特殊性的逻辑学应用学科。吴家麟先生也认为，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应用性质的形式逻辑分支学科，它是形式逻辑学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