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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曹禺作品中女性形象 　　【摘要】曹禺，是一位关注中国女性问题的作家，他的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歌颂了被压迫被损害妇女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美。本文通过对曹禺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了两类不同女性人物的性格悲剧及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并深入分析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女性文学；传统；叛逆；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在现、当代擅长描写女性的作家中，曹禺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代表。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她们虽然处于男权统治下的“闭锁世界”里，但她们总是勇敢地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命运的安排。她们在面临人生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她们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使女性人物更具有了人格与人性之美。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可大致分成两个系列。 　　一、牺牲自我富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 　　在曹禺的剧中，以侍萍、四凤、愫方、瑞珏、鸣凤为代表，她们集中国文学传统中“贤妻良母”于一身，体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相夫教子、甘当配角、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她们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和母亲。也有论者认为，曹禺笔下女性形象和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性有契合之处：是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可以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笔者认为，这些人物的塑造，对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学有所借鉴，是很自然的，但决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出自作家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极度愤懑，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和艺术匠心的运用。 　　一九四二年曹禺将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为剧本《家》。与原作相比，这个剧本在情节方面有新的拓展。巴金的小说着重在青年人对封建家庭和旧的秩序的反抗和奋斗，曹禺的作品则着重对大家庭的腐化和旧的婚姻制度的揭露。而瑞珏这一牺牲者的形象却可以说是新的创造。瑞珏在原作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在剧本中却始终是性格鲜明的主角，作者将她与觉新的关系和心理变化写得十分细腻。剧本由她结婚开始，到死亡结束，作者着重表现她内在的坚忍与坚毅，瑞珏性格中最具有诗意和最闪光的地方，是她面临巨大精神压力和恐怖的厄运时，从她心里流露出对丈夫深情的爱和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在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下，瑞珏被迫离家分娩，面对死神的威胁，她以强装的笑容来掩藏自己的巨大悲痛，安慰丈夫。她对人生是那么留恋，在弥留之际还在憧憬那“夫妻偕老，儿女满堂”的天伦之乐，盼望着那冬天过后的“春天”。她不是没有反抗精神，她的反抗是以柔中带刚的独特方式呈现出来的。因此瑞珏的性格中蕴涵着浓重的悲剧因素。同时作者通过这一悲剧人物的塑造，挖掘和颂扬了中华民族妇女的传统美德，深化了我们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认识。 　　二、追求自我富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追求实现自我、对封建传统道德富有叛逆精神。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这一类则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富有叛逆精神，她们向往自由，锲而不舍地追求爱情，她们蔑视舆论，我行我素，张扬意志，彰显个性。她们对现实——自己所处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既深恶痛绝，又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既有所醒悟但又苦于无路可走，最终只能被黑暗所吞噬。 　　曹禺在对《雷雨》中繁漪的塑造上，显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繁漪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畸形代表人物。她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渴望，但她性格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力图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作者在剧中着力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她既是封建家庭的受害者，又是封建道德的叛逆者。在周朴园、周萍父子两代的欺凌、侮辱下，在爱、恨、情、仇的纠葛中，繁漪同他们的激烈冲突终于爆发了，结果使周家这个所谓体面家庭的“尊严”和“秩序”荡然无存。从反封建的意义上说，繁漪的变态发展：因爱生恨、由倔强变成疯狂，最终走向毁灭，使人物悲剧的意义更加深刻和突出。作家曾说：“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而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 （《雷雨》·序） 　　作家把繁漪的性格塑造成最“雷雨”式的：阴骘怪异，时而敛声息气，时而疯狂爆发，她那畸形的爱情、欲望的冲动，都裹挟着一种闪电雷鸣般的突发性和猛烈性，是因为，作为周朴园的继室，繁漪不甘心为人摆布，厌倦了冷寂阴沉的家庭，在形如枯井的心底却跳跃着一丝如火的热情，她爱上了周家的长子周萍，落到了“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地步，在追求憧憬中的幸福的时候，恰恰将自己带入了一个既毁灭着自己又毁灭着别人的处境。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在于她从另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