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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师说》教师观及其启示 　　摘要：《师说》一文是韩愈专门论述教师问题的作品，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集中论述师道的专著。韩愈从“古之学者必有师”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了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阐明了择师标准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些看法至今对我国当代教育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韩愈；师说；教师观；启示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2-0003-01 　　学校教育活动离不开教师的参与。关于教师问题，从古至今许多教育家都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其中不少思想观点对于现代教师仍有借鉴意义，并为当今教师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而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作品则首推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768-824）所著的《师说》。《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是韩愈关于教育问题的专论，其内容总结并发展了古代教育家尊师重道的思想，结合作者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全面论述了教师的作用、任务、择师标准等问题。这些看法至今对我国当代教育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韩愈《师说》的教师观 　　《师说》全篇仅五百余字就将教师问题论述的精辟深刻。《师说》全文围绕教师这一中心，对教师的地位、任务、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下面就对这些方面分别进行具体阐释。 　　1.1　“古之学者必有师”。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良好的尊师传统，但从六朝开始，这一传统逐渐弱化，到唐朝后期，教师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学校不再是获得高官爵禄的主要阶梯，学生不再重视学校学习，最终导致唐代的师道之不严。当时的情况就如唐人柳宗元所描述的：“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1]世人皆不以相师为荣，反而以求师为耻。 　　《师说》首句就提出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即古时候求学的人一定要有老师。文章一开始就紧扣题目，一语破题，点出了“师”字。并用“必”这个表示肯定的语气副词，肯定了教师的重要，指出教师工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作。“师”对“学者”来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有”的。“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就有知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而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惑的间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紧承下文解惑，从解惑的角度，也就是从反面，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一种：耻学于师，羞于承认教师的恶劣风气进行了批判，说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磋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并指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其于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吾未见其明也。还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总之，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之所以有智愚之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圣人能够从师学习，而愚人却以从师为耻。通过古今对照，赞扬古人之从师，批评今人的耻于从师，在比较中又强调从师的重要性。 　　韩愈提倡尊师不仅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由于现实的需要，更是对亲身体验的提炼。当时官学衰落，耻于从师在社会上普遍存在，韩愈却积极地投身于诲人活动之中，热情地鼓励与指导年轻一代。韩愈文集中的《答窦秀才书》、《答李秀才书》、《答尉迟生书》以及《答李翊书》等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学生不辞辛苦的教诲。韩愈在任职期间，积极整顿学风。他在任四门博士时，曾请求回复国子监的生徒；在任国子博士时，曾写作了《师说》、《进学解》等名著；在任国子祭酒时，主张严选教官，坚持每日会讲的制度，积极整顿国学。[2]他在接任国子监任祭酒后，首先做的就是提高教师的地位。曾经有这样一个记载：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3]这些事例都充分体现了韩愈身体力行着尊师重教的思想。 　　1.2　“传道、授业、解惑”。《师说》明确提出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至今看来，韩愈对教师职责的表述仍是相当准确的。韩愈提出教师的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儒家仁义之道。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和业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4]韩愈认为教师的这三项基本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为辅。古之学者从师就是为了获取知识，希望教师能够深入浅出地讲明道理，系统地传授知识，耐心认真地解答提出的问题，教师如果不能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没有尽到教师的职责，没有完成教师的任务，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现在重新审视教师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