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阅读史》阅读30年文学史变迁.doc

梁文道：这个礼拜4月23号，是“世界阅读日”，那么“世界阅读日”肯定是有很多特别的活动，比如说报刊媒体一定会做一些特别的版面，跟大家谈阅读的事，我们也不能免俗，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阅读的书。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就不妨先从这本《私人阅读史》开始吧，这本《私人阅读史》，它有个副标题是1978到2008，也就是改革开放30年，那么找了30个人，去回顾一下他们30年岁月里面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书，或者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那么这30个人，他们就分别谈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书，但是其中我发现有很多很共通的书。 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编辑是胡洪侠跟张清二位，那么是深圳的商报的文化广场里面很重要的头目，那么他们编这本书我觉得挺有趣，最近听说也有很多人在介绍，很多人在谈，因为我们都有一些窥伺的心态嘛，很想了解一下，这些文化名人们他们这30年来对他们影响最大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书是什么？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你仔细翻这本书，看完他们的书单，看完他们对这些书单的讲解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个人的成长史，而是整个时代的印记，比方说像吴思，他就在这里面他提到他说呢，1978年上大学之后呢，表示什么呢？就表示终于可以放开读书了，为什么呢？ 因为78前能够读的书不多，比如说他说他在以前曾经拿了母亲的借书证，去首都图书馆借本苏联人写的心理学，但是图书馆员说不借，为什么？说那是修正主义的书，还追问他的身份，那是1976年前后，社会学心理学都是资产阶级学科，要单位开证明打个批判的旗号，才能读。因此我完全能够了解就是在改革开放前的那是一个“书荒”的年代，那么这样的一个“书荒”的年代呢，很多的人对它都记忆犹新。 比如说有名的刊物《译林》里面的，老总编人、创办人李景端先生，他就说到了，他说那个时候文革前的时候，外国文学出版就是局限在苏联作品，那么到了60年代初期，为了内部需要，有什么《黄皮书》，这些我们以前也介绍过，到了文革之后呢，就几乎完全绝迹了，所以呢，他后来改革开放之后他办《译林》这本杂志，就想要多翻译一些外国的东西，但是翻译外国的东西呢，他又不是只是关注啊“严肃文学”，而是通过“通俗文学”的引进，来想让大家了解当前外国的最新的状况，所以很有意思，你就发现了，那时候很多人看这本杂志目的不是在看文字，而是在透过文字很饥渴的在阅读外面的世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家现在怎么样了，于是他说他这个时候，他讲到《译林》在出了第五期以后，比如说有个农民，写信来问说在《译林》上面看到，法国人喜欢吃蜗牛，他很希望通过养蜗牛来出口，你看这很有意思吧，就是一个农民会看《译林》杂志，但看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看到里面介绍法国人爱吃蜗牛，他马上想到我能不能够养蜗牛去出口呢？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能够闻到一点改革开放的初期的一种先声跟味道呢？ 所以在这里面，就发现阅读实在不只是个人的事情，它还是整个社会的脉动，我们阅读这本书，看过去30年来中国人读什么？或者最爱读什么？我们掌握的呢，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脉动，比如说北京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他在这里面说，他说他发现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一读书就是闲暇阅读，完全本着个人的兴趣和兴致，二呢就是也很难持续关注某一个或几个问题，他说过去30年，他发现大家读书是怎么样读呢？ 就是摸着脉动找答案，那么这摸着脉动找答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大家读书是为了要急用先学，就是为了要掌握社会的变化，为了要掌握这个社会当前往什么方向走，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在这里面试图从读书之中寻找到一些线索跟解答的方案，那么这就是刘苏里对过去阅读的讲法。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有名的编辑徐晓，他在他的这个访谈部分里面，他说到因为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嘛，他就特别注意到在过去30年有很多的书，这个图书出来会引起一个热门的话题，使得媒体和百姓都关注，参与讨论。 比如说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本书是李昌平写的，叫《我向总理说实话》，那是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那么李昌平首先就把这个三农问题扶上了大众媒体关注的水面上面，然后结果没想到后来一年之后，政府出个一号文件谈农业问题免掉了农业税，所以你可以说，这些书它是有聚焦的作用，甚至改变现实的作用，然而我们大家都在谈这些改变现实的书，或者是社会最关注的书，但是有没有人到底是真的关注这个书名呢，《私人阅读史》去讲私人呢？是有的。 比如说有一位有名的作家，他就说到了，他说选这种30本书，因为这整本书是脱胎至我们有几十个人，一起去选30年来的30本书吗，那么他就问了，选这个本书到底针对的是谁的30本书呢？是我还是我们呢？如果说是我们的话呢，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名单，比如说他提到他说有人讲《文化苦旅》、《哈利波特》、《狼图腾》、这些书被推荐，我真的不太相信，推荐者个人会受到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认为他们思想境界远远在这些书之上，那为什么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