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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权威政治运作逻辑 　　摘要：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依其特征分析可以将之表述为一种以道德政治化、人治、权力本位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权威政治。这种权威政治的理念直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因此对中国传统社会权威政治的运作逻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权威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099-02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权威政治，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运作的核心，是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衍生出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对“家”的重视。在西方，国家的形成即意味着按地域治理社会的开始和血缘关系退出历史舞台。[1]而在中国，国家形成以后的显著特征是靠宗法关系治理社会，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吞噬了整个社会，社会随之被国家化。在这种以继承制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家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政治便是建立在“家”的伦理思想基础上，这种政治模式运作下形成的伦理价值理论体系，又不断地促进和强化中央权威的巩固。 　　一、伦理道德的政治化构成权威政治运作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儒家思想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通过对人性本源问题的探究和概括，将伦理与政治勾连在一起。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张性善论，在孟子看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2]人性本善就如水自然往下流一样是确证无疑的。而人之善性“本是一种良知之智，良能之具，为人扩而充之，可成为大丈夫；为君扩而充之，可成就仁政。”[3]于是，孟子将对善的推崇与现实政治实践勾连在一起，将人性扎根于政治之中，人性本善打通了人之为人与人之为政的领域划分，伦理与政治合二为一。而在孟子看来，统治者为“圣”还是一种应当，是一种价值目标，但经过宋明理学的发展，统治者之“善”就由“应当”变为了“是”，实现了由价值追求到事实判断的飞跃。至此，统治者就自动加冕为“圣王”，可德治天下。同时，以荀子为代表???人性本恶论与此相辅相成。荀子言性恶，指向的是被统治者、是民众，而统治者的人性被排除在怀疑和拷问之外的，因为君主、圣人是终将“内圣外王”的。统治者天生为圣，而治下民众则被疑为“性本恶”，必须由圣王统治。由此儒家人性论，以道德与政治的相互渗透为手段，将道德伦常推崇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既为政治上“皇权至上”的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道德政治化奠定了基础。正如林毓生所言：“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政治哲学，要求政治上的领袖人物大圣大贤，由‘内圣’而‘外王’，并且相信道德力量本身具有‘奇理斯玛’的功能，只要居高位者能成圣成贤，百姓自然景从，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政治问题就是道德问题。在政治领袖美好的道德感召之下，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自然产生美好的道德意图，良好的政治秩序自然形成。 　　二、权力本位机制构筑权威政治运作的社会基础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统治者权威高于一切，人民又普遍认同这一点时，集中于君主的权力便成为君主的所有物，这样君主赐予的管理国家的权力便成为稀缺的资源。官员通过君主的赐予掌握的权力便成为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因此整个社会普遍呈现迷恋权力、崇拜权力和争夺权力的倾向，权力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的意识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权力本位或者说官本位的意识正是由君主权威型政体的运行所赋予给社会的价值取向：权力的行使范围和影响范围没有边界，可以随心所欲地渗透到任何权利者的任何领域，不受权利者“权利圆”的边界限制，其具体表现是权力无边，权力包管，权力很少甚至不受约束；权力在整个社会序列中处于最高等级，其地位至高无上，人也因拥有权力的大小分属于不同的等级；权力被认为天然合理、正确，与权利者发生冲突时权力者无错，若有错必定是权利者的错，对权力的保护的力度和广度远大于对权利的保护。 　　三、神秘色彩下的皇权统治成为权威政治的统治核心 　　在这样的道德政治化环境中，皇权的权威性成为独一无二的道德标杆。虽然倡导君主成为至善的圣人值得肯定，但对政治权力和权力拥有者的内在缺陷视而不见，把价值目标当作既定事实，并以此为逻辑基石建构治理模式和社会秩序，便为政治权力走向专制独裁提供了人性基础，“人治”便成为中国传统权威政治的典型特征。孔子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有无圣主明君，“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5]孟子同样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6]荀子在《荀子·君道》中更是开宗明义指出“有治人，无治法”，即只有自觉致治的人，没有自动致治的法。法律在这种权威政治中只是君主驭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