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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遗址保护利用问题理性思考 　　摘 要：在城市化进程和文化复兴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成为当地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本文以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利用为例，对大遗址项目实施启动要考虑的多方价值诉求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强调指出：项目的实施要找准时空定位和坐标体系，兼顾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的价值判断；实现学术和实用价值之间的转换和连接；要综合考虑世界遗产组织的规则和东方大遗址的现实和特性；正确解读文化载体和文化传统的科学含义。 　　关键词：大遗址；保护利用；汉长安城；价值判断；创新和融汇 　　中图分类号：K92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108-03 　　大遗址是指“大型古文化遗址，是由遗存及其相关环境组成。一般是指在我国考古学文化上具有重大意义或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要地位的原始聚落、古代都城、宫殿和墓葬群、宗教遗址、水利设施遗址、交通设施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手工业遗址、其他建筑遗迹”。[1]大遗址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承载地和历史文明的集中体现地。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对于续接优秀传统，创造时代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创新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显得极为迫切。 　　已有相关实践表明，在保护和利用大遗址的时候，只有善于倾听各方的诉求，理性全面地分析他们对大遗址的价值判断，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和策略。本文拟以汉长安城的保护和利用为例，对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启动实施应注意协调处理的诸多因素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希望对项目的实施能有所助益。 　　一、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抢抓机遇并找准时空定位和坐标体系 　　任何一个命题的成立，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缺失了这个条件，一切命题都很难成立。由于受特定的政治原因和历史文化氛围的影响，相同的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坐标和时空条件下，完全会有迥然不同的际遇。比如，佛教既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景，也有“三武灭佛”的厄运。在狂飙突进的文革时期，儒释道都遭受到重创，凡是代表儒释道的建筑器物、人物造像、经典书籍，几乎都遭到一场严重浩劫，相当一批优秀文化被当作糟粕。但今天，“文革”中许多被破坏的、被打击的、被遗弃的，又被当作宝贵的财富。从历史的纵深来看，中华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跌宕起伏，经历过坎坷曲折，但总的来说，珍惜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传统。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和时空环境下，遗产的保护利用都会被附加上许多客观因素。所以，在现阶段的国情下，实施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必须要将其放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和坐标体系中去理解和考量。一句话，只有抓住历史机遇，充分权衡各种因素，才能有合理可行的行动和举措。 　　近年来，之所以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城市更加重视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系统思考；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遗址在有些城市的城市建设和产业选择等方面，是一个想绕也绕不过的重要话题。经济发展的水平、人们对遗址的认知程度、社会和谐稳定的程度，城市特色的彰显，都会成为决定大遗址保护范围、保护手法、保护宗旨、保护指导思想、保护举措的重要因素。 　　目前，西安正在致力于打造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汉长安城遗址是举足轻重的项目。实施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项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早十年我们不敢奢谈保护大遗址，晚十年大遗址可能不复存在）、当地政府的信心和决心、9万常住人口的安置、不算强大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不算宽裕的可用财力、旧有的管理体制、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时不我待的文化传承理想与客观现实的差距、申遗任务的急迫、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等，织就了一个立体的时空坐标。只有在这个坐标里找准位置，才能正确地判断和分析现阶段汉长安城保护利用的价值，制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案。而不是用线性的思维方式，武断地喊几句简单的口号。如果这样，等待我们的不是“右”的失误，就是“左”的跟头。大明宫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的成功实施，就是抓住了历史机遇，找准了坐标体系的结果，其经验值得好好学习借鉴。 　　二、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要充分兼顾行政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的价值判断 　　“国家文物局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依法实施管理、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2]这就是说，我国现行的文物管理体制，遵循的是属地管理的原则。按照行政区划，汉长安城遗址绝大部分位于西安市未央区范围内。其礼制区则位于西安市莲湖区范围内（实际上这部分遗址已经被大型国企和高层建筑所占压）。未央区是西安市一个城乡结合区，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很多，民生和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而同时，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