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徐克武侠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书写与传播.docVIP

浅论徐克武侠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书写与传播 　　摘 要：徐克是香港新武侠电影的奠基人，他的武侠电影摆脱了传统武侠片的写实风格，上升到写意层面，在人物的刻画、叙事的角度与主题之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化诠释。本文以其武侠电影为视角，着重分析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与传播。 　　关键词：徐克；武侠电影；文化书写；文化传播 　　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1]电影是一种文化，作为第八大艺术形式，它融合了绘画、雕塑、建筑、文学、舞蹈、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的特点，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递存在形态。电影对文化的书写通过影视语言体现。这些语言体现出的意义，即构成了文化的传播载体。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提到“意义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传播，实质上也就是意义的交流。”[2]作为大众传播之一的电影亦是如此。 　　一、武侠电影的文化况味 　　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类型，与美国的西部片一样具有深刻的文化特质。武侠电影曾经在香港电影中占据半壁江山，胡金铨、李翰祥等老一批武侠片导演制作了许多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如《大醉侠》、《侠女》、《龙门客栈》、《垂帘听政》、《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荧幕形象，开启了武侠片的类型化之路。他们利用中国古典美学的表现方式，考究的服饰布景营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古典中国，同时将中国世俗的拳脚功夫与方言曲艺等结合，催生民间表演艺术的杂耍进行革新，跃然舞台之上，使得武侠电影的打斗动作初具丰富的表现形式。 　　徐克的武侠片注重将武侠片折射的通俗趣味、感官刺激提升，成为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电影美学的传播载体。武中有文，侠中有禅，活用戏剧，描摹出充满东方特色的电影风格。他将金庸等所著的武侠小说进行个性化的改编，对儿女情长，忠肝狭义，道法自然等传统文化的辩题放在故事里进行解构；让电影人物充满血性，跳出同类电影主人公冷静沉稳、铁面无情的神祗般形象的窠臼。 　　二、徐氏武侠电影的文化书写与传播 　　电影对文化的书写主要是通过具象的场景的选取，故事资源的摘录，文化符号的创新等来阐释。首先从表现手法上而言，通过对场景的选择，画面色彩的营造，虚实结合的叙事方法等方面来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徐克在场景选择上多以以地标式的建筑与自然景观来表达，江南水乡、亭台楼阁等充满中国特色的物象，能够缓缓道出中国情调，在与故事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这些中国元素与符号传递出去。在题材上，对民间传说，历史、经典名著的改编较多。 　　其二，人物形象层面。人物遵循的原则——侠义，以集体主义为准则；忠孝，勇于奉献与牺牲；淡泊名利，注重气节。徐克电影中用虚无缥缈的意境式的格斗来展示中国武术的出神入化，符合中国人的儒道精神——高手过招，以一招制敌。老子《道德经》中的“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体现了武术的浪漫情怀与天马行空的意境。而在西方电影中注重个人主义，强调英雄救世主情结，最后一分钟营救在电影情节中数见不鲜。 　　徐克颠覆了传统武侠电影正统形式，庄谐并用，更加丰满人物塑造，结合悬疑元素和快速的剪接技巧，在嬉笑怒骂之中，向观众展现富有东方韵味的武侠影片。 　　1、注重对传统文化的观照，对中国古典著作、神怪传说以及历史事件等题材进行改编创造，注入徐氏的思考。 　　徐克在他的武侠片电影中，沿用了众多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梁祝》、《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但是徐克只是借助这些故事蓝本，给人们设定一个熟知的母题，对传统经典的言说加以重新阐释，构架出了东西交融的形象依托，形成新的武侠片模式。在电影《梁祝》中，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传承了民间故事中二者对自由恋爱的向往与追求，故事发展的主要脉络固定，而在人物的塑造上有了很大的颠覆，剧中祝英台不再是以传统文化中大家闺秀的正统形象出现，而是一个性格略显男性化的形象出现，她自由不羁，起初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个体，在父母威严的迫使之下，一步步变得“正统得体”，后来丧失了活力，成为社会和时代压抑后的牺牲品。她和梁山伯的爱情故事被徐克处理得浪漫唯美，不同于大起大落的热烈，而是在细微情节的点染中，感情愈来愈浓烈。徐克改编后的祝英台的形象是一种东西合并的文化再现体，既有西方人的自由大胆也有东方人的折中妥协。 　　2、艺术形象塑造注重对传统文化的采掘，同时映射社会现实，注重时代使命感。 　　文化书写属于编码的过程，这些符码又分为器物和精神两个层面，显性的是器物层面。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便是显性的表征，它们通常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标志与象征联系在一起。在《新龙门客栈》中，徐克将故事背景置于明末宦官专权时期，故事的场景发生在沙漠一处客栈中。中国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