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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犯罪量刑尺度 　　“当上海的法官们想拼命 　　甩掉‘嫖客’身份的时候，李双江梦鸽夫妇在竭力为孩子争取一个‘嫖客’的名分”。 　　8月20日，微博名人薛蛮子引用了这个段子，那条微博获得接近十万的转发。三天之后，他自己以嫖客身份被抓，而且警方披露他还涉嫌“聚众淫乱”。 　　前几天是李某某庭审的日子，李某某当庭翻供，称自己喝多了，并且未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李某某案一波三折，此前传出“被害人”私下和解的传闻。专家分析，受害人如改口，则将面临聚众淫乱罪名的指控，这和薛蛮子正面临的指控一样。 　　建国以来，不同名称的性犯罪先后进入法律条文。一些性犯罪条目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另外一些则在争议中仍然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因法律规定不健全、证据搜集难度大，造成难以认定的性犯罪者逃脱或减轻了刑罚。 开舞会就是耍“流氓” 　　1979年7月1日，中国有了第一部《刑法》，性犯罪也以刑事犯罪名义纳入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里面就包含有一项而今已消失的罪名，流氓罪。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都属于流氓罪的惩罚范畴，而正因为其中的“其他”二字，流氓罪也成为了“口袋罪”—即什么都能装进里面。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一度还将流氓罪的适用刑罚提高至死刑。 2013年8月20日，北京，李某某案在海淀法院召开第二次庭前会议。图为李某某母亲梦鸽。 　　1983年，因为恶劣的治安形势，中国开始了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即“严打”，主要针对社会转型初期“一小撮”“心怀不轨”的人。歌星迟志强就属于被严打者，因为轿车里的女伴“坐在了他的大腿上”，他获流氓罪，被判刑四年。著名歌曲《铁窗泪》就是这么唱出来的：“手里啊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犯下的罪行是多么可耻啊/叫我怎能抬起头”。 　　西安家庭舞会组织者马燕秦获得流氓罪的的原因则是：“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先后与数十人乱搞两性关系。” 　　那个年代，办舞会的代价是，死刑。 　　那个年代??流氓罪和强奸罪也常出现于同一份判决书中。1986年，中央开展“端正党风”运动，两名官员子弟就因“共轮奸、强奸妇女九名（其中三名未遂），奸淫、猥亵妇女42名”而被严厉处罚。 　　《人民日报》配发了题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本报评论”。这篇发表于30年前的文章如是表述：“高干子弟中出了个别害群之马，不能把所有的高干子弟都另眼相看。” 　　1997年，新刑法的出台取消了包括流氓罪在内的“口袋罪”。 强奸罪认罪难 　　1979年《刑法》颁布前，并没有成文法律规定什么是强奸罪。事实上，尽管强奸罪现在已属于常见刑事犯罪，但在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和判决制裁上，并不那么容易。 　　这是因为多数强奸案发生在私密场合，强奸罪的认定，除了要证明受害者与施害者发生了性关系外，还必须证明“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山木教育集团前总裁宋山木，曾是央视春晚镜头中的“标志性观众”。让宋山木告别春晚的，是一位22岁女孩的“以卵击石”。 　　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提及，被害人在遭到性侵犯后，被要求“清洗了身体和现场”，这就给后来的证据收集带来了诸多麻烦。 　　最后警察从垃圾箱里捡回被被害人因厌恶而抛弃的衣物，这才找到了一点有效证据，加之被害人在被性侵第二日即报案的情节，最终，法院判决宋山木强奸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婚内强奸”是法学界一个有意思的用语。其实回头看看强奸的定义，你会发现，“强奸罪”根本不区分对象，也就是说即使是丈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也算强奸。 　　但与前文所述同理，这在“证据”方面，收集的难度更加大。 　　不过，这些问题还不算“根本”，因为连最基本的对于“强奸”的定义，在司法实践中都存有争议—对于“发生性关系”，在法律上长期有“进入说”与“接触说”的分歧。对它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判断强奸行为是否完成的标准的不同，用法律词语表达就是“既遂”还是“未遂”。 　　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再直接点说，就是能不能少判几年。 嫖宿幼女罪是不是免死通道 　　在公众甚至法学界的理解中，“嫖宿幼女罪”一般被认为能够替换强奸罪，并使得犯罪嫌疑人获得较轻处罚。两个罪名在量刑上的区别是，强奸最高可判死刑，嫖宿幼女最高只能判有期徒刑15年。 　　这使得近年来“嫖宿幼女罪”存废争议不断。比如原渭南市人大代表张志宏的嫖宿幼女案。警方发布的案情是：初二女生柳静经人介绍，自愿来到宾馆与张志宏发生性关系。这在后来成为张志宏被以嫖宿幼女罪而非强奸罪被刑拘的根据—女孩是“自愿”的，即张志宏属于嫖娼性质，而不是强奸。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