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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背后张光斗 　　2013年6月，水利专家张光斗在北京逝世。 　　在官方和民间的反应中，他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新华社报道中，他是伟大的科学家，被称为“科学苍穹中一颗闪亮的星陨落”；而在民间语境中，他甚至被定为“民族罪人”。除了张光斗的纪念性文章，还有一篇《黄万里与张光斗》被网友重新翻出来，文中，同为清华教授的张光斗几乎是黄万里的反面，后者的标签是诚实，前者的标签则包括没有科学态度和趋炎附势。 　　三门峡的是与非 　　在传播甚广的关于张光斗的故事中，核心部分是他在三门峡的修建中与黄万里截然不同的表现——一个是坚决反建，另一个则屈从政治压力，昧着良心，支持建坝。然而，回溯当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是与非的边界并不是那么分明。 　　1950年，由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带队，一支中苏两方专家合作的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达潼关，考察修建一个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大量资料显示，1950年考察队中的中方水利专家主要是张光斗和张含英，黄万里并没有参加当时的考察。 　　这支考察队之前，国民政府也曾研究过在三门峡兴建水库的可行性，张光斗曾参加过国民政府组织的那场考察，当时他提出，“黄河泥沙多，水库将被泥沙淤积，目前考虑不够。”在新中国组织的这次考察中，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张光斗屡次与想在潼关修建大水库的苏联专家发生争执。有人开始批评他“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最终，张光斗的态度是“不很赞成在三门峡修拦洪蓄水水库”，这也是当时中国专家们的一个共识——“建库调洪必会引起水库迅速淤积”。 　　1956年苏方提交了初步的设计要点，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提出不同意见。刚刚走出校园的技术员温善章，也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先后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反对建高水位大坝蓄洪拦沙，主张只建个低水位的大坝用来滞洪排沙。我们并没有找到参加过1950年考察的张光斗和张含英对苏联方案公开发表的不同意见。 　　最终，三门峡工程顺利拍板，于1957年4月破土动工。得知有不同意见后，周总理要求组织专家认真研究三门峡问题。于是，???利部再次召开黄河三门峡工程设计会议。 　　然而，因为工程已经上马，讨论的主题已经由该工程的上与不上，变成了“怎么上，如何建”。在这场自由度有限的三门峡讨论会上，张光斗、黄万里和温善章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温善章的观点是“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定为360米的合理性值得讨论”。根据估算的数据，温善章认为这个水位过高。不过，同样是估算数据，也有许多专家根据它们来佐证自己支持苏联设计方案的理由。 　　黄万里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列数据，而是更多地谈了经验，他预言，“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并表示，“应把泥沙一直排下去，除非真没有办法排下去，也应在坝底作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当时的张光斗，持“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态度。他的观点是；“关于泥沙问题的未知数太多，所以最好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要有充分的活动性，计划不要妨碍将来的发展，工程措施也要有些弹性，例如，坝下可以留些底孔，有备无患。”最终，水库采用了苏方的设计方案。在那个设计方案中，无论是黄万里的“泄水洞”，还是张光斗的“导流底孔”，都是被“堵死”的。 　　张光斗晚年声称曾反对苏联方案。确实，他曾数次反对过，只是都不那么坚决。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退，带走所有图纸，包括封堵三门峡大坝导流底孔的图纸。当时领导要求张光斗作出封堵导流底孔的图纸。在自传中，张光斗回忆道：“我根本不赞成封堵导流底孔，所以不愿意出图纸，即回北京。”后来，上级与他通了电话，告诉他封堵导流底孔、水库蓄水发电，都是部党组的决定，他的任务是出图纸封堵底孔。于是，张光斗设计了图纸，施工很顺利，而他自己“做了违心的事，内心既惭愧，又自责”。 　　对这段历史，几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倾向于认为，张光斗只是被“拉壮丁”了。有人评价说，“看上去张光斗好像是过于明哲保身了，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改变不了什么，不得不如此。” 　　三门峡之后 　　1960年9月三门峡工程首次蓄水，运行仅一年，水库淤积便高达15.3亿吨，使得潼关段水位抬高了4米。当时的估算认为，如果仍按照350米水位运行，包括西安在内的关中平原均将难保。虽然三门峡对关中平原的威胁早已解除，但这项与计划效果相差甚远的工程变成了张光斗一生的遗憾。 　　三门峡之后，张光斗的工作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参与了大量的中国水利建设，包括三峡。他在加州大学读书时，好友之一就是美国的水利泰斗萨凡奇，萨凡奇是美国的大坝工程专家，曾负责修建了胡佛大坝，是最早提出三峡大坝设想的知名水利专家。在半个世纪后的这个中国的重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