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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新特点与中国战略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的背景之一是新世纪全球化的新趋势。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对它的认识是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的基本环节，也是全面把握机遇、谋求应对战略的基本前提。为此，本刊专访了国内研究全球化的著名学者、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杨雪冬研究员。 　　全球化处在全面深化阶段 　　《领导文萃》：如果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地预测全球化趋势开始，全球化已经走过160多年的历史。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您近年来一直追踪研究全球化趋势，能否先简要介绍全球化的总体进程及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杨雪冬：好的。一般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三波全球化。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其特点是金本位以及国际贸易的制度化。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间世界性的金融贸易秩序一直无法建立。二战之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建立起来，开启了第二波全球化。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全球化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自由化为特点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或者说，中国恰好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但是，金融自由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制造了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即日本和美国的泡沫。就此，第二波全球化似乎走到了尽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开启了第三波全球化进程。这一波的主要特点是超越时空界限，从社会精英到平民百姓都无法置身其影响之外；其主导力???不再是国家或跨国公司，而是普通人。 　　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深受全球化大潮的影响。第一波全球化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传统中国因无法及时调适自身而落败。此后在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世界乱局中，中国也深受其害。二战后的第二波，我们有很长时间闭关锁国，幸运的是抓住了第二阶段的机会，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提升了国力。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主动顺应全球化的大潮，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然选择。 　　《领导文萃》：的确，这应验了邓小平所说的一句话，“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问题的关键是，主动顺应全球化大潮，还需要清醒认识全球化的特点和趋势。身处浪潮中，往往“不识真面目”。这便需要理论家出场。您作为全球化研究者，是怎么认识全球化的新特点的？ 　　杨雪冬：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这个特点就是全球化正处在全面深化阶段。我们知道，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虽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变化，但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并且形成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则是一个新现象。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它以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世界市场的深入发展为基础。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着市场化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已经达到了157个，新世纪以来加入的国家有近20个，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世界贸易谈判不断深入，各国关税在种类和幅度上不断降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这些变化为资本、商品、信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提供了制度性条件。 　　而城市化的深化，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人口积聚和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全球性城市的出现便是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的两个显著特点。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说，“世界正处于高速的‘最大城市化’中，欧洲和北美、南美洲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因此今后大部分人口增长都将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吸收，到2030年新增人口将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城市中，一些超大规模的“全球城市”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了世界范围交往的中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既体现了各国对比较优势的有意识的利用，也为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提供了更大空间。中国、巴西、墨西哥、印度、南非等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对外投资，而且成为世界市场上许多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市场。工业化的加速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更有效地发挥其国内市场潜力，使其更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深刻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