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府应对疫病历史借鉴.docVIP

宋代政府应对疫病历史借鉴 　　将政府、医家和民间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 　　宋代疫病流行造成的无序状态和饥民暴动，给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 　　疫病因其发病急骤、传染性强、病情凶险，成为宋代流行最广泛的传染病，约发生93次大规模的流行。 　　自然灾害引发的疫病在宋代多次发生和流行，文献中直接用“水疫”、“震疫”、“旱疫”、“火疫”、“饥疫”等名称来称呼这类疾病。宋代发生的70多次疫病，直接与自然灾害有关。如明道二年（1033年）春，南方大旱，种饷皆绝，引发人口流动，继又发生疫病，死者十之二三。地方政府虽作粥糜以救济，然食之辄死，村聚墟里，几为之空。 　　宋辽、宋夏、宋金、宋蒙之间多次发生的战争，使得军中和边境地区疫病流行的次数超越了前代，约有30多次疫病与此相关。宋代特殊的驻军制度使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行在临安成为全国疫病高发的地区之一，约发生了20多次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北宋建都汴京，因四处无陷可守，在京畿地区驻守了全国一半的禁军，这为军中疫病的流行提供了条件。南宋建立后，两浙路杭州一带屯驻大军，成为军中疫病的高发区。如淳熙八年（1181年）夏四月，行都大疫，禁旅多死。 　　宋代对南方的开发和拓边活动，使得瘴疫曾多次发生和流行，其高死亡率给宋人造成极大的恐惧，人们称岭南之地为“大法场”、“小法场”和“人间地狱”，多不愿前往做官。如太平兴国五年至六年（980—981年），北宋军队远征交趾，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之二三。熙宁八年至九年（1075—1076年），交趾大举进犯广南西路诸州，前往征讨的宋军由于是中原人，不习水土，在广西境内引发瘴疫的流行，十万大军因“瘴疠腹疾”而死者十之八九。 　　此外，人类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所引发的疫病逐渐增多，这是宋代出现的一个新变化。如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两浙东路宁海县（治今浙江宁海）发生的疫病则是当地人食用海鳅所致。咸淳六年（1270年）发生在杭州的疾疫，则完全是由于人为污染水源而致。 　　总之，疫病流行对宋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和流动，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分战争的进??。同时，疫病流行造成的无序状态和饥民暴动，给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迫使宋政府不得不去思考解决和应对疫病的方法与措施。 　　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政治举措 　　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除赴以时，以避炎瘴；下诏罪己，封神祭祀；考核政绩，奖惩官吏 　　宋代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救灾责任主体的作用，采取了医学、经济和政治的措施加以积极应对。从960年至1279年，宋政府颁布了190条应对疫病的诏令。主要政治举措有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政府是否决定对疫病采取应对措施，关键在于地方官吏提供的信息是否及时和准确。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流通渠道，包括疫情的收集、上报、接收、处理、传播和使用。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快速地了解和掌握疫情信息，才能在疫病防治中采取积极的措施，并控制谣言、迷信等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如皇祐四年（1052年）春正月，全国诸路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的奏章却很少。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引起宋仁宗的警觉，春正月丁亥宋仁宗发布诏令，“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询问政令传达和执行的情况，并规定凡是有关州县疫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閤门司、通进司、银台司、登闻理检院、进奏院等，不得阻留，直达于上。冬十月丁亥，宋仁宗又下诏令转运使、提点刑狱、亲民官条陈救恤之术。宋政府通过规范这些机构的职责，保证中央和地方政令的顺利畅达。 　　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宋代政府已经认识到时令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要求上任官员严格按照时令来确定上任时间。如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癸酉，宋真宗“诏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巳已，宋真宗下诏黎州、雅州、维州、贸州等瘴气流行严重地区的官员，按“二年一代”来加以换任。此后，“二年一代”逐渐成为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期地方官吏、军队驻防和驻泊医官换任的较普遍的时间。庆历六年（1046年），宋仁宗下诏：“骑军以盛夏出戍，马多道死。自今以八月至二月遣发。”即军队行军避开盛夏炎热多雨的时节，以每年天气较为凉爽的八月至二月出戍，以减少军中疫病的发生，此后遂成为一项定制。 　　下诏罪己，封神祭祀。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实行“天人合一”的统治方式。在疫病发生时，皇帝通常要发布“罪己诏”，进行反省，内容包括减膳、易服、避殿、决囚、赦天下、祭祀、改元、去尊号等。宋代多位皇帝，“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如淳化四年（993年），河南发生水灾，疫病流行，宋太宗“忧劳太切，勤俭过中，乃至进菲薄之膳羞，御补浣之服饰”，进行深刻的反省，随即“发廪减储，以饘济众，损民抑理，以粟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