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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后日本国家战略 　　放风性宣示 　　再度成为首相的安倍晋三，在不同场合对其外交方针作了放风性宣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几点在于： 　　1.严厉抨击了民主党政权3年来的外交失误，认为正是这种人为的失误造成了日本外交的混乱。 　　2.坦言“不加强美日同盟，就无法获得强大的外交实力”，表示“希望最先访问美国”。 　　3.将尽早寻求改善中日关系，但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绝不退让，甚至放言，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因为中国挑战这一事实，所以才导致中日矛盾。因此，将通过“制止这种挑战”的方式，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化。 　　4.对自己上次任期内没有参拜靖国神社“悔恨至极”，认为这样做不会成为外交问题。 　　安倍早在2006年刊行《走向美丽之国》一书时，就鼓吹以日美同盟为核心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同盟，而且一直主张把日本自卫队改为正式国防军。再上溯至2002年，其担任内阁副官房长官时就曾放言：“（日本）可以拥有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最小限度地拥有小型战术核武器，未必违反宪法”。可见，安倍此番放风并非凭空呓语。 　　首相非总统 　　随着首相身份的明确，安倍个人的被关注度再度升温。国内一些媒体甚至担心，其复出会造成日本政治走向，尤其是对外战略的急转弯。 　　不过，在洞悉了战后日本政治及国家战略决策模式后就会发现，将过多注意力放在日本首相个人身上，不足以窥破“东洋镜”背后的时势玄机。这是由日本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政治传统决定的。通过日美间的对比，人们将看得更加清楚。 　　美国的总统制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注重的是决策效率和国家战略转型的灵活度。其优点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是创造性、急转弯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孤立主义、门罗主义、西部精神、白色舰队、新政、杜鲁门主义、中美建交、星球大战……都离不开某位个性鲜明的总统。反之，相应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华盛顿、门罗、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尼克松、里根，都是靠着鲜明的决策立场和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留名历史的。 　　相形之下，日本虽然自明治维新就确立了宪政，却??期被军国主义和军部政治的双重阴影所笼罩，属于非常不稳定的宪政结构。二战后，在美国的外力改造下，日本理论上成为一个多党制的宪政国家，实质上长期是自民党的一统江山。直到近年，渐有两党制的影子，但自民党独大的格局仍未被动摇。这次安倍的卷土重来就是一个明证。正是由于自民党之外并无有力的制衡政党存在，日本式的政治制衡主要采取决策体系内的制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限制首相个人的权限，以避免“党魁—强党—特权财团”三合一后的一手遮天。 　　这样做的弊端是明显的。首先，很容易陷入暗箱操作与特权勾结的罗网中。其次，导致日本决策层在关键时刻往往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并且常受到帷幕后的“大佬”和特权集团的干扰。就算有某位首相想出头负责，还要面对帷幕后的掣肘和政治文化传统造成的先天缺陷。受到前述政治环境的塑造，日本的政治家大多善于把握和利用固有形势，而不善于创造形势（在这一点上尤其逊色于美国），甚至在形势剧变的时代反应不足，从而或在急转弯中翻车，或因过于因循守旧而错失转向机遇。 　　明流与暗流 　　然而，这种特殊结构与特殊传统亦有其“优势”所在，即在外交战略领域非常易于伪装意图，不动声色地暗渡陈仓，乃至发起新的“珍珠港式”奇袭。 　　正如日本著名战略学者松村劭指出的那样：“任何国家通常都不对外公布本国的国家战略。当别人知道你采取何种国家战略时，这种战略就意味着失败。因此，向外公布的战略必须是‘充满伪善的战略’。”日本的特殊政治结构，很适合进行这种运作。 　　明治维新虽以明治天皇的年号命名，实际上明治天皇远非变革的核心。此外，高杉晋作、桂小五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福泽谕吉、西乡从道、秋山真之……也无一足称核心人物，但每一个人又都不可或缺。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压倒性的代表人物，却可以找到一组涵盖面极广的历史群像，以及群像背后的时代共识、精神共识与战略共识。这就是武士日本的抱团性，由此产生了日本式的“1+12”的集体决策模式。无论前台人物如何变换，基本战略方针不会动摇。在明治时代，这意味着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其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利用英俄矛盾搭乘战略便车，先内部改革再对外扩张，远交近攻地逐步推行大陆政策。 　　二战的战败，虽改变了日本的自我定位和战略方向，但却没有消除固有的决策传统，也没有根除其霸权追求。当太平洋战争还在进行中时，吉田茂、重光葵、币原喜重郎、芦田均等外交异类就开始进行秘密集会，研究战争进程和善后之策，最终得出结论：战争已经无望，但日本仍有希望。美苏对立难以避免，这将成为日本最大的战略机遇期。因而，战时就制定出战败后回归盎格鲁-撒克逊阵营，争取日美同盟，并以此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