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音乐选秀节目中狂欢化现象.docVIP

浅析我国音乐选秀节目中狂欢化现象 　　【摘 要】本文以2013年选秀大季中的电视栏目《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和《快乐男声》为研究对象，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视角分析此类音乐真人秀节目的特点，主要从评审、参赛者和歌曲三个方面剖析这些节目在制作和传播中呈现的狂欢化特色及这种狂欢化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以及这种现象所带来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音乐选秀 狂欢化 　　在2012年《中国好声音》迅速蹿红后，各大卫视都摩拳擦掌，准备在2013年制作出可以与《中国好声音》比肩的高收视率音乐选秀节目。首先，是湖南卫视在2013年开年与韩国MBC电视台联手引进顶级歌手竞赛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为湖南卫视“领SHOW2013”奠定开篇之作，随后上海东方卫视制作大型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梦之声》，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开播，湖南卫视的传统优势节目《快乐男声》相近开播等等，2013年夏天各大卫视联手在中国电视市场刮起一阵音乐选秀节目的风暴。在这些层出不穷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展示出各式各样的娱乐狂欢现象。正是丰富多彩狂欢化的呈现，使得音乐选秀节目在2013年的中国电视市场独闪光耀。本文从狂欢化的视角出发，解读这四档电视栏目在娱乐狂欢中的体现和影响。 　　一、评审权力的颠覆 　　巴赫金把狂欢生活当成生活的“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是有序的、有节制的生活，巴赫金称之为“日常的生活”。在日常的，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是有等级划分的生活。①就拿音乐来说，在第一世界中，专业歌手肯定在音乐的选取和评价上有绝对的主导权，但当今的音乐选秀节目正是在一步步的颠覆专业音乐人在选秀节目中的主导地位，去年《中国好声音》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来自其赛事的创新。随着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增多，观众对已有的评委点评参赛选手的模式已经厌烦，但《中国好声音》却别出心裁的将“导师制”替代“评委制”，弱化了竞争意味，让选秀的舞台瞬间变成了一个学习的“教室”，唤起人们对学习知识过程中的温暖回忆，让心与心的距离贴得更近。②更重要的是，《中国好声音》的环节设置，让具有权威的导师从“神坛”上走下来，随着导师转椅的瞬间，权力便完成了倒置，优秀的学员往往获得不止一位导师的青睐，而学员此时就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导师。这种导师与学员的互选增强了节目在权力上的颠覆性，更多人在节目狂欢中感受到精英与大众平等的体验。 　　巴赫金还说：“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第二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严肃性是处于统治状态的第一世界的外在表征。而狂欢创造了一个“颠倒的世界”。狂欢世界脱离常轨，是同现实世界相悖的“反面世界”。③今年湖南卫视的开年之作——《我是歌手》，将这种权力颠覆展现得更淋漓尽致。《我是歌手》在节目设置上有三大核心，分别是歌手、专家顾问团以及五百位成员组成的听审团，歌手倾情演唱，观众则仅凭借当时的听感来判断是否选择他或她。这种节目设置，给观众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欢快感，他们不再是真人秀节目的竞争者和表演者，现在他们可以成为这些节目的主导者，他们不仅可以看到各大牌歌手的激励竞争，还可以在场下评判这些表演的特色，甚至决定明星的去留，这种设??将比赛的决定权由精英过度到大众手中，甚至在比赛中代表精英阶层的歌手要想办法取悦广大观众以使得自己不被淘汰。 　　所以，如果说《中国好声音》是让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在舞台上真正实现了一次自由与平等的交锋，重构了电视话语格局。那《我是歌手》就是让大众话语第一次在电视上主导了精英话语，在最后的决赛中，《我是歌手》不仅仅凭五百位“知音听审团”投票，而且将电视机前观众的短信支持也计入在最后的决赛结果中，实现了节目权力的彻底倒置。 　　二、参赛者的全民化 　　巴赫金多次指出狂欢节是全民性的，认为“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特征”。④巴赫金说：“人们不只是做狂欢节的单纯旁观者，反倒是（暂时）生活于其中，并且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因为就理念而言这是全民的。狂欢期间，所有的人除了狂欢节的生活之外便无其他生活，因为已超越生活界限，人们就无从离开狂欢节。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只能按照它的规律，即按照狂欢节自由的规律生活。”⑤也就是说，少数人的参与无法构建狂欢，狂欢需要绝对庞大的参与人群；在山呼海啸的狂欢节中，所有人都被裹挟在一起制造着狂喜、成功、英雄、庆典，所有人都呈现出集体无意识的特征，所有人都对周遭发生的一切深信不疑。这一点在2013年《快乐男声》海选和《中国梦之声》上格外突显。《快乐男声》在北京、广州、杭州、成都、西安、长沙和香港设立七大赛区，从赛区设置上可以看到，《快乐男声》的赛区不仅仅包揽了经济发达地区，也照顾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赛区，这样不仅仅是给生活富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