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孙中山“国民国家”思想.docVIP

简论孙中山“国民国家”思想 　　“国民国家”是中国近代史上进步的思想家提出的一种国家观念，即国家是国民的或人民的，全体国民才是国家真正主人。与此相对的是“君主国家”概念。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来就只有“朕即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陆续传入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受到动摇。近代西方思想的传播者严复提出：君民关系，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民才是天下的“真主”。[1]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提出：先民之初，本无君民之分，君由民举，立君为民，“事不办”则“易其人”。 [2] “百日维新”以后，梁启超更进一步提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3]这些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的言论表明“国民国家”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但在实践上，维新派仍追求“君民共主”的国家，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的改革之上，走向了反对民主革命的一面，其结果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国民国家”。而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真正追求“国民国家”目标的只有孙中山。 　　一 　　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创立兴中会时，其入会誓词写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的民主主义革命立法，包含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两方面的内容。所谓“合众政府”，显然来源于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建立的政府就公开宣示其国家的主权归属于全体人民。所以，孙中山当时提出的“合众政府”就有“国民国家”的意思。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把他的民主主义革命主张完整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中的“建立民国”，即建立全体国民之国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明确地将“国民国家”作为政治革命的奋斗目标提了出来。 　　孙中山的“国民国家”思想与他反复宣扬的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是分不开的。为了论证建立共和政体的必要性，孙中山在兴中会宣言中展开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国家长期纷乱和分裂的重要原因，称之为“恶劣政治的根本”[4]。为了证明作为“国民国家”的载体的民主共和制国家政权的先进性，阐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孙中山批判了“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因而实施共和政治“殊难望其速效”的谬论，指出落后的中国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比较迅速地建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正如“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5]对于另一种所谓“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的谬论，孙中山驳斥说，中国决不能因袭部分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而应当直接采用共和制。他作了一个巧妙的譬喻：“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逐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陋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6]当时还流行着所谓“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断不能行共和制”的谬论，孙中山也据理予以了批驳，强调只有实行共和制才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知识程度”。孙中山并不讳言“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的事实，认为决不能以此作为“不能行共和之制”的原因，恰恰相反，而应把它视为更加迫切需要建立共和制的理由。他坚信民主共和政治对于中国人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孙中山对于反共和制度的谬论的批驳，有利于民主主义的传播和启蒙。 　　二 　　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国民国家”？孙中山在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中对其表述为：“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7]孙中山在1906年制定的《军政府宣言》又指出，在这个标准中，最核心的是“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孙中山的“国民”概念是指全体国民，没有以资产来划分的阶级差别。从阶级斗争观点看来，国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国民之间必须区别对待。孙中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从来就没有“专政”的成分，对全体国民一视同仁。他认为只有全体国民都能平等地参与政权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民国家”。 　　民国建立后，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共7章56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民国家”体制。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被选等权利。”[8]由于民国初建，不可能迅速采取普选制，因此，它又规定：参议员由各省选派，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这是当时形势所迫所做的一种妥协，但孙中山后来多次要求总统等国家领导人都应由全体国民普选产生。 　　孙中山为追求实现真正的“国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