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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与20世纪30年代工农立国之争 　　摘要：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围绕中国应选择一条怎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即以工立国抑或以农立国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马寅初在这场论争中指出农业与工业在原料和市场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单纯重工或者重农都难免会有诸多条件的限制。他认为，根据农业生产边际收益递减、工业生产边际收益递增这个经济学法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重工才能让国家尽快富裕起来，但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在重工的同时必须重农，即工农并重。因为只有工农并重，才能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关键词：马寅初；20世纪30年代；工农立国之争；工农并重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7—0144—04 　　虽然在晚清时期已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缓慢历程，但进展并不顺利。除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纷扰及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反工业化浪潮的影响。直到民国时期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到底是走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道路还是继续走工业化道路。如果继续工业化，又应如何处理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关系？20世纪20—40年代，思想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衡以时间和规模，尤其是论点的丰富和交锋程度，30年代的工农立国之争堪称其中的典型。这场论争学界已有研究，不过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具体观点的辨析上，且以声势较大的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农村工业派为主。而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工农并重派的思想主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①本文试图对马寅初在这场论争中的立场、观点及其理由做些梳理和分析，并得出几点启示。 　　一、20世纪30年代工农立国之争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的工农立国之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世界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和日本加紧侵略中国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为谋求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权衡工业与农业孰轻孰重而展开的一场学术讨论。论争兴起于30年代初，全面抗战爆发后，论争归于沉寂。 　　在这场争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派别： 　　一是以农立国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梁漱溟认为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过时，苏俄的计划经济道路政治条件要求太高，中国有农业的基础和土地条件等优势，所以他主张乡村自救。1931年6月，他在山东邹平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积极开展乡村建设活动。晏阳初、高践四等人对此表示大力支持。不难看出，以农立国派所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的特殊国情。 　　二是以工立国派。乡村建设运动的蓬勃发展之际，吴景超率先表达了不同的观感。1934年11月他在《我们没有岐路》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虽然工业化有诸多弊端，但我们不可“因噎废食”；虽然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我们不可“畏难退缩”。中国应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种论断很快得到了陈序经、贺岳僧的响应。陈序经从文化层面着手，认为“新的文化的创造，与其说是依赖于乡村，不如说依赖于都市。”②贺岳僧表示相信，中国需要的“是推广优良的生产技术于一切生产事业，不是保守主义的复兴农村计划。”③面对以工立国者的质疑，以农立国者展开反驳，如姚溥荪撰文指出，复兴农村“不独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且还可以消弭匪患，澄平政治；似为治本之要图。”所以“与其高唱中国工业化，盍若稍尽棉薄致力于乡村建设。”④梁漱溟则继续坚持自己的判断：“中国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⑤继续宣讲乡村建设理论。对此，陈序经再次撰文批评：“乡村建设运动，在名词上虽是很新颖，在理论上却有了多少复古的趋向。”⑥可见，以工立国派所看重的是工业化这一经济发展潮流。 　　三是农村工业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郑林庄。客观而言，郑林庄其实是赞同吴景超的工业化主张的，因为他指出“中国既然被卷进了世界潮流的漩涡里去，就是我们不去自动地工业化，终究也会被动地受人给工业化了。”但同时他又强调，中国经济还不是自主的，民众也缺乏科学意识，所以并不具备发展都市工业的条件。为达成工业化目标，“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发展小规模的农村工业。农村工业“是在每个农家里，或乡村工厂中，集家人或乡民来共同进行的，是不需要大量的资本的，而且是注重在过剩劳力利用的。”⑦较之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这种主张显然已有所超越，不再将农业与工业视为对立的两极。郑林庄的农村工业思路得到了方显廷等人的支持，但青年经济学者张培刚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把农村工业当为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径，不但在理论上近乎开倒车，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⑧可行的应是工业化道路。 　　四是工农并重派，这一派的学人大都注意到工农之间的内在联系。如王子建认为经济建设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农业与工业同样重要；⑨曾克熙指出，农村破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