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章鲁迅作品及其教学.docVIP

作为文章鲁迅作品及其教学 　　鲁迅是中小学最为熟悉的现代作家，其作品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篇目多，也是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掌握起来有相当难度的教学内容。目前，人教版小学教材有改编的鲁迅作品《三味书屋》和《少年闰土》，初中教材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雪》《故乡》《孔乙己》等七篇，高中教材仅有《记念刘和珍君》和《拿来主义》两篇。最近，人教社新版七年级（上）还调整了散文《风筝》，此举在网络上再次引出了不少议论。 　　鲁迅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复杂的文学家和独特的艺术家。如果忽略鲁迅的存在，新文学的深度、白话文的成就乃至现代中国思想的发生都会少了佐证和支撑。自然，对鲁迅作品的讲授和分析也就有不同的维度和眼光，不同的教学目标和任务，不同的教学对象，自然就有不同的内容和方法。相对而言，人们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常常注重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着眼于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解读。这里，我想从鲁迅作品的文章特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文章”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概念，作为非书面语，在古代一指国家礼制、法律，二指华美的色彩或花纹；作为书面文字的专称之后，多指篇什，后专指诗之外的骈、散体，成了所有文体的总称。晚清以降，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而建构了一套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核心的文学观念，传统文章观念被解体或者说被边缘化，出现了重言语而轻文辞，追求语言表达的口语化和逻辑性。在一个以“文学”为中心的时代，“文章”却被划在了“应用文”里面。20世纪40年代，朱光潜和朱自清在《谈文学》和《标准与尺度》里，分别讨论了白话文写作的内容、形式和趣味，确立了语体文的标准和尺度。他们认为古文以简洁、节奏著称，白话文章却以亲切与真实、清晰与明白、生动而美妙为尺度。其中的“亲切”和“真实”是比较模糊的概念，“生动”和“美妙”又近于文学标准，不完全符合一般性文章要求，但白话文的真实而确切、明晰而有逻辑，却成了近百年来人们普遍认同的标准。 　　鲁迅作品属于文学文，具有丰富的文学性。选入中小学教材里的《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和《雪》等，都是文学文的极致。就以《雪》为例吧。它极尽语言修饰之能事，如写“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在如此繁复的语言背后，呈现出南国和朔方之雪的不同特点，也隐含着作者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寓意，朔方之雪是有力量的，它“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旋转”“弥漫”而“升腾”，不可控制，更不能被游戏，拥有自由和个性。南国之雪，虽然“滋润美艳”，但却与“山茶”“梅花”和“杂草”相伴，被小孩和大人游戏，最终却被自然所“消释”和“融化”，少了自然的野性和力量。讲读这样的文章，需要有情境置换、语言感觉和艺术想象，还要有一定的人生体验和思想场域。从文章角度看，它具有写景状物的精巧、语言修辞的恰切、表现手法的对照和结构设计的严谨等特点。如果只注意它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而精巧的艺术性，忽略它依然有一般文章格式和表达手法，也是不完整的。 　　相对而言，无论是大学里的文学史，还是中学语文教学，都偏重于讨论和分析鲁迅作品的文学性因素，这也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情形，但是，对鲁迅作品的文章特点也应有所留心和关注。就以《拿来主义》为例吧。它是一篇标准的说理文。说理是白话文的优势。曾国藩曾说过，古文不宜说理。世事变迁，事理繁复，古文无法表现。朱自清也认为：“至于说理，论辩，古文实不相宜”，白话却能做到“复杂细密”[1]。的确，如果就语言的叙事、说理和抒情功能，相比文言文叙事的干净简洁、抒情的含蓄蕴藉，白话文并没有多少优势和长处，但白话的说理却具有文言文无法比拟的细密、严谨、通脱、自由的优势。20世纪之初，梁启超的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并且，“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2]。20世纪20、30年代鲁迅的杂文以及40年代毛泽东的政论文，都有文言文无法具备的说理力量。 　　《拿来主义》作为文章的魅力在于说理的严谨而透彻，行文的幽默讽刺，举重若轻。它回答了一个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性的重大命题，也就是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交流面前，要做到不因关门而自闭，不只送去而无一物，不被送来而恐怖，而提出拿来主义。文章行文摆事实、讲道理、说故事、辨情理。既有逻辑，又幽默风趣，事理俱在。文章充分体现了白话文行文的精准而妥帖、细致而从容、简洁而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