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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州余氏蒙古族风俗风情文化生态意蕴 　　摘要：居住在贵州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但却以“余”为姓的蒙古族一直坚守的本民族传统姓俗、宗教等独特风俗风情文化中都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随着现代化的拓展，这一支蒙古族风俗风情文化也面临外在定位小众化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只有采取强化相关政策扶持力度等诸多措施，才能有效推动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走出当下的现代化困境。 　　关键词：贵州余氏蒙古族；风俗风情；生态；现代化 　　一、贵州余氏蒙古族姓俗中植树、人树一体的思想 　　贵州全省八十七个县（市）中有六十八个居住有蒙古族，其中余氏蒙古族占绝大部分，他们都以“余”为姓，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主要生活在毕节地区的大方县和铜仁地区的石阡县、思南县。自元朝以来数百年间，这一支蒙古族中一直流传一个在姓氏渊源上为了藏匿原来真姓，改“铁”为余姓的传说。关于这一改变的详细情况在他们保存下来的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撰修的《余氏族谱》谱序中有清晰的记载：我余氏祖姓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焉。……不料红巾扰乱天下，又被奸臣诽谤，元顺帝听信奸臣之言，有诛吾九族之意，统家窃负而逃，来至四川，改铁为余，余字万代不改，一行来至泸州凤锦桥，人多影大，难以一路，乃联诗盟誓遗嘱作证，四散各处。诗曰： 　　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构祸人西涯； 　　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 　　否泰是天皆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 　　余字源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 　　十人誓愿归何处，如梦云游浪卷沙； 　　后来贫富须相认，千朵桃花共树发。 　　在这一传说中，余氏蒙古族人提到了其先祖在泸州凤锦桥分手四散各处时“插柳桠”相互表示留念，因“柳”寓意“留”也。其实在汉族习俗中与人惜别也经常以“柳”寓“留”。如唐代诗人王维在著名的《送元二使安西》中就说：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1]（P.37） 　　不过，汉族习俗以“柳”寓“留”时一般不会去“插柳”，而是“折柳”以示心意。曹德的《清江引》曾感叹：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行人折嫩条，燕子衔轻絮，都不由凤城春作主”。[2]（P131-132） 　　从生态方面来看，类似“行人折嫩条”的行为实际上是毁树毁林，破坏生态，而余氏蒙古族人“插柳”寓“留”则完全不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柳”即“小楊也。从木，戼声”，[3]（P227）为落叶乔木，以插条繁殖为主。因此，余姓族人“插柳”不但没有破坏生态，反而恰好顺应了柳树的主要繁殖形式，因而是在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 　　另外，余氏蒙古族在盟誓联诗中还以“千朵桃花共树发”来说明“万千家”余氏子弟原是一树同生，“一家分作”而来。这种人即是树，树即是人的生命哲学观也同时寄予了这一支蒙古族以自然物为“本”，依树木为“源”的生态思想。这和贵州当地与余氏蒙古族比邻而居的苗族“人从树中来回到树中去”的观念非常相似。据苗家古歌吟唱枫树生产了蝴蝶，在蝴蝶生下了十二个蛋以后，最后由鹃宇鸟孵出了人类始祖姜央及龙、牛、鸭等，如此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次充满愉悦周而复始的旅行，人从树中生出，死后又变成一棵树，灵魂飘入月宫，飘到那清静虚寒的月亮树上。 　　二、贵州余氏蒙古族传统宗教文化中人人相亲，人是自然之子的思想 　　蒙古族的圣主成吉思汗死后，子孙对他的祭祀是月有月祭，季有季祭，其中最大的祭日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俗称“三月会”的春祭。贵州余氏蒙古族除了在正月十五去祭拜去世的先人之外，也至今保留着每年在农历三月份进行祭祀祖先的习俗。这种祭祀活动也称祭山神，也即他们把对先祖的思念融化在对山的崇拜之中，因而他们祭祖也就是祭山神。其具体祭祀日期并不特别固定，也不是年年都举行仪式活动，但到时他们无论怎样繁忙都会抽出时间全家人聚在一起休息一天以感念山神的福佑。当遇到大家商议决定要举行正式祭祀仪式时，则整个家族男女老少都集中起来一起去祭拜，到时步行的步行、乘船的乘船、坐车的坐车，场面非常热闹。 　　我国关于山神的传说源远流长。屈原的《楚辞》里就专门有《山鬼》一篇，描绘山鬼“被薛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4]（P.66）二千多年前成书于的《山海经》也专辟了相关内容记载有关山神的种种传说。这些人格化了的山神大多能呼风唤雨，法力无边，既能降灾降难，危害大众，也能保佑人们牲畜兴旺，平安健康。因此，人们对之无不敬畏进而去虔诚地祭祀。据传虞舜时即有“望于山川，遍于群神”[5]（P.9）的祭制，舜自己甚至曾亲身巡祭了泰山、恒山、衡山、和华山。后来秦皇汉武等历代天子封禅祭天地，一般也要对山神进行祭祀。祭山时或用“投”和“悬”的方式将祭品猪、羊、鸡或玉石等悬在树梢或投入山谷，或直接将玉器和玉石埋于地下。凡此种种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