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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腐败周期律根本途径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对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预防和惩治腐败，一方面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另一方面，依靠人民反对腐败，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的，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目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全军广泛开展。在反腐倡廉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既是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性质与执政理念的根本体现。 　　依靠人民反腐是被历史证明的有效形式 　　反腐倡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通过纵横比较可以看出，依靠人民反对腐败是最有效的反腐途径。 　　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统治中，历代帝王几乎都希望官员清廉，也都采取各种手段反对腐败。在某些特定时期，对于改善吏治、缓和社会矛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一方面，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朕意即法律。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立法，也可以随时破坏法制，尤其是对高级官吏的考绩权和对所有官吏的奖惩权，完全掌握在君主一人手里，因而君主个人的认识水平及其好恶喜怒，造成了反腐败的随意性，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反腐制度的成效。另一方面，封建朝代是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官僚政治，官吏的管理办法只能是上级管下级，官僚只需对上负责，而皇帝及其借助的官僚体制又缺乏足够的行政监察，结果只能导致权力监控的缺位和缺失，为权力滥用、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隙。再者，封建君主对官员的道德要求首先是“忠”，其次才是“廉”，而人治下的反腐难免具有主观随意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清官反腐”，还是“重典反腐”，都无法从根本上去除腐败。就前者而言，千百年来，中国的包拯、海瑞等清官深受百姓爱戴，但清官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终无好下场，“个例”永远抵挡不了汹涌的腐败暗流。而重典反腐尽管至今为不少人所津津乐道，但血淋淋的贪官头颅并不能防止制度性腐败的蔓延。事实上，重典肃贪决心最大、手段最残酷的明朝，仍是中国历史上??腐败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贪用酷刑，将贪官剥皮鞭死，仍叹曰“朝杀而暮犯”。 　　今天的发达国家，虽然对政府及其官员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廉政规范性制度措施，腐败治理制度较为成熟，但要看到，一方面，这是长期制度建设的成果；但另一方面，这些制度一旦被输出到其他国家，在防治腐败上就会出现失效现象。海地在1930年代就完全照搬美国宪法，其“清廉指数”仍然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都是多党制，其腐败现象也是触目惊心。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反腐败制度不是普遍适用的。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并且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基本的反腐力量，强调“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强调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井冈山根据地与苏区的反腐败斗争中，就已经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在延安时期，普通工农和士兵委员会，成为监督腐败与反对腐败的主体，连美国驻延安考察组都承认，当时延安政权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权。考察组成员戴维恩在秘密报告中说：“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至今引人深思。 　　依靠人民群众反腐具有巨大优势 　　依靠人民群众反腐之所以非常有效，是因为最有动力反对腐败的是人民群众，反腐倡廉工作最积极、最能动的要素是人民群众。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反腐败具有巨大优势。 　　一是人民群众反腐愿望强烈。由于既得利益作祟，反腐对于部分官员来说无异于是“割自己的肉”，所以，他们往往是消极甚至是抵制的。官员财产公示和公车改革等试点工作要么很难推开，要么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就是证明。人民群众就不一样，腐败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他们贪污敲诈实质上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自然最愤恨他们，具有反抗腐败分子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具有同腐败分子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和勇气。 　　二是人民群众反腐力量巨大。腐败分子终究占社会人口的极少数，而人民群众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腐败分子在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他们的言行举动为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掌握，只要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腐败分子就会胆战心惊，无处藏身。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知情权、参与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加速普及，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渠道。特别是近年来，网络反腐借互联网人多势众的特点，不受渠道和时空限制，门槛低、成本低、时效性强、效果明显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群众监督权力的新形式。由大量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正改变着中国的反腐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