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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面临机遇与挑战 　　摘要：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确立、证据种类的丰富、证明标准的修改、相关强制措施的强化以及律师会见权的扩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等，既给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带来了良好机遇，也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实践运行面临不少挑战。 　　关键词：新刑诉法；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94-02 　　新刑诉法通过确立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完善证据制度、强化强制措施运用、扩张辩护权、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等规定，使职务犯罪侦查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多重的严峻挑战。为保障新刑诉法的全面准确实施，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加强上述方面的辩证研究。 　　一、新刑诉法实施后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面临的机遇 　　一是技术侦查权的确立：为检察机关有力有效查办职务犯罪提供了强大的手段支持。一方面，由于职务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和案件客观表现的隐蔽性，检察机关在查办该类案件的实践中，仅仅依赖常规侦查手段往往无法有效破获案，基于打击职务犯罪的现实需要，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借助一定的技术侦查措施查办职务犯罪案件[1]。另一方面，确立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技术侦查权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内在要求。根据《公约》规定，腐败案件查处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一定标准和要求，适时、适当运用窃听、监视以及使用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措施，并且通过这些措施获取的证据应当得到法庭的确认[2]。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刑诉法的第148条和152条，授权检察机关在查办重大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中，在履行严格审批手续后，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需要，采取适当的技术侦查手段用于追捕嫌犯、获取证据等；而且规定通过此类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相关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这一规范从刑事立法视角确立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合法地位，确认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所获证据的法律效力，并对技术侦查权的实践运用提出了???格的规制。按照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的原则，新刑诉法在确立特定职务犯罪案件技术侦查权的同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进行了严格规制，除适用对象上予以规制外，还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侦查人员对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和个人隐私要严格保密或及时销毁等。 　　二是证明标准的改进与证据种类的完善：使查出职务犯罪案件的路线图变得更加清晰而便捷。新刑诉法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趋势，将电子数据和辨认、侦查实验笔录作为证据种类予以确，增加了侦查人员查证职务犯罪的可能选项[3]。另外，新刑诉法第53条，颠覆以往“确实、充分”的客观证明标准（即要求收集的证据足以构成一个完整无隙的整体，达到绝对排他性的程度），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客主观相统一证明标准（即从侦查人员基于现有证据能够在主观上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程度或者不再有其他合理解释的情况存在即可）。这一修改，对于查证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意义重大。 　　三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制度的确立：将进一步提升检察机关收集职务犯罪证据的效能水平。根据新刑诉法第52条的规定，工商、税务等??政执法机关在具体执法办案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材料，可以直接被检察机关作为证实职务犯罪案件的刑事证据使用。而之前，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如果需要使用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机关提供的相关材料，还必须经过检察程序的司法转换，才能在证实职务犯罪的诉讼中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予以运用，一方面容易造成国家资源的重复浪费，更重要一些案件会因为时过境迁、相关人员翻供等因素，导致检察机关再去取证时证据已经灭失或取证的时机丧失，甚至导致案件的撤案。 　　四是拘传、审查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强化：为疑难复杂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在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特别是一些疑难复杂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是否能够有力有效地运用强制措施，对保证证据收集固定等侦查活动顺利进行，减少不必要的外界干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基于此，新刑诉法第73条授权检察机关在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后，对于那些重大疑难复杂贿赂犯罪案件的嫌疑人，可以进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使其与外界隔离，从而增加侦查突破的力度。同时，新刑诉法将拘传的最长时限由12小时增加到24小时，将审查逮捕期限由10日增加到14日，特殊情况下的最长审查逮捕期限也相应由14日增加到17日，此外，新刑诉法还增加了口头传唤的制度性规定。上述修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侦查机关在时间方面的需求，为打击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新刑诉法实施后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面临的挑战 　　一是律师会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