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检察院“三交流”制度对发现刑事错案良性功能.docVIP

浅析检察院“三交流”制度对发现刑事错案良性功能 　　当下，有关刑事错案标准的界定，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学说。第一种为客观说，即“错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案件。”[1]与之相反，主观说则认为错案的界定在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过错，“应该把对结果的关怀转移到对行为的监控上来”。[2]司法人员主观上一旦出现过错，即使最终的判决结果合法、准确，也应界定为错案。另外，主客观统一说则认为确定是否为错案应当把主观过错与案件结果结合起来。[3]在认定错案时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第四种程序违法说，认为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即使实体结论正确，也应认定为错案，反之，如果刑事司法人员的诉讼活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即使得出的案件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认定其为错案。[4]第五种为错案的三重标准说[5]，认为错案标准应分为刑事错案纠正、错案赔偿、错案追究三重标准。 　　结合上述几种主流观点，笔者认为，所谓刑事错案，是指司法机关由于违反程序规则、办案人员素质低下等诸多原因而不当地使用司法权力，或者由于法律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一定偏差从而使无辜的当事人承担了不必要的刑事处罚的案件。从1995年的黑龙江石东玉案到2000年的云南杜培武案，从2005年的湖北佘祥林案到2010年的河南赵作海案，刑事错案的频频出现不仅对错案当事人及亲属造成了不可磨灭的身心伤害，更易使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产生质疑心理，动摇司法机关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由此，改革刑事错案救济制度，拓宽错案发现途径迫在眉睫。笔者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通过探讨刑事错案发现制度的弊端，从错案发现方面来辨析检察院“三交流”制度的良性功能。 　　一、 我国当下刑事错案发现制度的弊端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错案的发现途径主要可以归纳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主动向司法机关申诉、人民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以及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审查这三个方??。笔者认为，这样的立法规定看似完善，但存在以下两大弊端。 　　（一）错案发现途径过于狭窄。多数西方国家将错案发现工作归为特定的专门机构，例如美国的“无辜者运动”[6] 、英国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法国的最高法院刑事判决再审委员会等，以美国的“无辜者运动”为例，美国的刑事错案救济制度偏重于依靠民间组织的力量，其主要依靠美国律师的发现、推荐以及当事人的主动申请两种方式来发现刑事错案，之后这个民间组织会通过签订协议获得代理授权后进行调查取证、申诉、代为辩护等诉讼活动。从中可以看出，辩护律师以及当事人申请是刑事错案发现的主要途径，而在刑事案件判决后，多与辩护律师、当事人交流，对于案件事实的了解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中可看出多数西方国家在将错案发现主体独立于案件原参与主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了普通民众与辩护律师的作用，重视参考他们的意见。依据实践资料显示，这样全方位、多角度的错案发现制度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在错案发现途径上仍仅拘泥于案件初始的三方参与者，即当事人一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确，当事人一方应当成为错案发现的重要来源，若案件错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自然会全力找寻相关证据并持续申诉，这对错案的发现自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司法机关的规定若仅限定于“通过审查发现”而并不具体指明通过哪些途径进行审查，那么，原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极易保有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形成的错误认识，主观认定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这样，审查自然会沦为形式主义。 　　（二）制度执行力不强。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司法机关由于错案处理的成本高、时间长、易损害司法机关形象等原因怠于主动发现错案，甚至在明知案件错误，当事人正在承担错误的刑罚之时故意隐瞒。近年来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鲜活的案例，更从侧面证明了我国司法机关在主动发现刑事错案方面制度执行力的欠缺，往往只能依赖于真正的嫌疑人出现或死者复活这样的偶然性事件。由此，公众对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的工作态度及工作水平产生质疑甚至否定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二、 检察院“三交流”制度的定义 　　笔者基于实践工作，总结出了检察院“三交流”制度。所谓检察院“三交流”，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由审查批捕环节至刑罚执行期间，均应当与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以及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所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时刻了解案件当事人尤其是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心理状况，以最大程度上还原案件真相，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 　　确立检察院“三交流”制度，将刑事错案的发现职责更多地归属于检察机关，在法理层面及实践需求方面均有所依据。一方面，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为我国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