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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十大风险 2003年06月04日 11:20 　　中新网6月4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刊载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教授的文章指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是国有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必将在更深层次上触动原有的行政格局和利益格局。 　　文章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无异于一次体制革命。改革具有深刻性的同时，也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正确认识并有效防范风险，有利于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文章并列举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十大风险如下： 　　风险一：“过渡性设计”增加许多不确定性 　　文章说，这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具有比以往更现实、更全面的特点。但总体来看，设计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空间。 　　一是设计的基点是“改”，着眼于改革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而建立新的更具活力的体制，而对于这一体制如何有效运作，还缺少一些操作层面的考虑。二是改革的重点是立足于解决国有资产的有效经营，虽然也会涉及到国有产权问题，但由于出发点主要不是产权，因此国有产权改革表现出一定的有限性。三是总体设计存在一些假设前提。如假设主体是完全的(或者完全可以寻找到理想的主体)，只要通过改革就可以完整到位；假设国有资产的权利边界是清楚的，只要明确权限就可以清晰划分；假设市场是健全的，只要经过改革，国有资产就可以有效经营；假设代理者是忠诚的，只要通过授权，代理者就会尽职尽责。这些假设是“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能否成为事实，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风险二：在落实责任主体的同时也存在“老板加婆婆”的条件 　　文章指出，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体制架构，国有资产管理由过去的“分而治之”，转为“统而治之”，形成从管理机构到管理内容的“集中”与“集权”。 　　一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相对集中。成立国资委，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落实国有资产的责任主体。但是，管理的集中也创造了部门“专权”的条件，权力“垄断”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极易产生新的“干预行为”。虽然对国资委的职能已经明确界定，但如果没有一整套制度保障，就难免会偏向另一极端。因为国资管理机构是在过去职能部门基础上合并而成，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体制惯性，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将成为“干预行为”新的变种。如果说过去是“典型干预”的话，那么现在则是“非典型干预”。 　　二是管理权限的相对集权。新一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第一次把“管资产和管人、管事”集于一体，具有明显的“集权化”的特点。因为新的集权使管理机构更具有“老板加婆婆”的条件，如果不严加规范，就可能导致更深程度的政企不分，极易把企业管死。 　　三是管理的分层级授权，强化了不同层级的相对独立性。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条件下，事实上存在双重授权，即国务院授权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国资委对授权代理的资产也可采取授权方式，选择有条件的资产经营公司代理经营。在授权的范围内，每一个层级可以独立运作，并拥有不受干预的权力。现在人们比较多地担心中间层次，由于中间层功能的特殊性，既不同于一般企业，也不同于政府机构，而是代表政府对企业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以股东身份对企业进行控制并对控股企业行使股东权利。因此，中间层离企业距离更近，控制更直接，利益关系更明显，如果没有相应的规范，其对企业的管理控制往往会与公司治理规则发生冲突，甚至演化为“准政府”。 　　风险三：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管理的多样化，存在管理失序的可能 　　在如何管理国有资产上，存在三种不同模式：一是“统一所有，分级管理”，这是国有资产管理长期实行的基本形式，其实质是强调国家所有的唯一性。二是“分级所有”，这是一些学者的主张，强调国有资产分别由中央和地方所有，以此来解决出资人到位问题。三是“统一所有，分级代表”，也就是十六大提出的，国家统一所有，中央和地方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比较而言，“统一所有，分级代表”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但是，随着“分级代表”的确立，首先面临一个国有资产大规模重组的问题，也就是国有资产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产权界定和管理权限的划分，主要体现为作为国有资产载体的国有企业的归属。这一重组过程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其一是由于地方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改革进程不尽一致，这对有些放下去的企业来说，可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或者是由于改革的相对滞后，从而限制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或者是由于改革的过激，资产处置的任意性增强，无序化交易问题突出，从而导致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其二是由于地方经济实力的限制，个别经营不好的大型国有企业放到地方，将会给地方经济带来新的拖累。其三是由于现在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公共政策的主体，也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双重职能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