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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成立法律标准之反思与重构 　　摘要：认定是否成立具体的犯罪是定罪活动的核心任务。传统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的命题，在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定性因素与定量因素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悖理与纠葛。合理解决此等困扰，只有突破犯罪成立标准的传统认识，将集中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概括性情节因素置于犯罪构成之外独立评价，进而重新构建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即“犯罪构成+情节非显著轻微=犯罪成立”。 　　关键词：犯罪成立；法律标准；犯罪构成；情节 　　中图分类号：DF61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6.08 　　“在法学家眼中没有法律只有法理，在执法者手中没有法理只有法律。法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将法律的理性变成理性的法律交到执法者手中。”[1]就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而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定罪实践中贯彻始终的基本原则，影响犯罪成立的一切因素最终都必须回归到法律的准绳内才是科学适用的根本保障。然而，传统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充分条件”的命题，存在着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悖理性。此等悖理性一方面损害了理论自身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另一方面使得其在实践适用中的可遵循价值大打折扣。因此，深刻反思传统观念中的犯罪成立标准，紧扣刑法规范，合理建构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理论显得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一、讨论的前提：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之涵义界定科学构建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必须首先对其本身的涵义有着全面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里涉及两个基本概念：犯罪成立和法律标准。法律标准的涵义相对好把握一些，这里先做介绍。“标准”，即标尺和准绳的意思，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依据；而这里的标尺和准绳不是根据学界所构架的理论而确定的，而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故称“法律标准”。 　　认定是否成立犯罪是定罪的核心任务。我们知道，所谓定罪，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犯罪的形态和一罪与数罪的活动。具体言之，定罪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为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即罪与非罪的认定；第二个方面是确定行为构成何种犯罪，即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第三个方面是犯罪形态的确定，即在犯罪的性质和具体类型认定以后，进一步确定是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还是共同犯罪，等等；最后一个方面为罪数形态的确定，即认定行为所构成的罪数是一罪还是数罪[2]。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定罪的任务仅指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不包括所谓“重罪”与“轻罪”的区别，后者属于量刑阶段的任务。而有学者却认为在定罪阶段“除了要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罪之外，还应当判断是属于基本构成，还是属于特别构成的犯罪。正确认定不同的构成层次，”以“准确适用不同幅度的法定刑”[2]232。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混淆了定罪和量刑的区别，详述如下： 　　一方面，定罪的核心任务是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该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严重程度，简言之，定罪是对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质的整体认定。无论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还是犯罪形态、罪数形态的确定都是围绕这一核心任务而展开的，详述如下： 　　其一，罪与非罪的认定是实现这一核心任务最明显的表现，此处不赘。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胡成胜：犯罪成立的法律标准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对情节要素的独立评价其二，此罪与彼罪的选择是对行为所反映的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的相对具体的确定，它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罪刑法定原则要求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必须以刑法规范存在具体的罪行规定为蓝本，而不能仅凭主观感觉擅断。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评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必须选择最能恰当说明其危害程度的罪名，此为量刑过程中最终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前提。换句话说，罪刑相适应不仅是对刑罚裁量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罪名选择的要求，只有在定罪时恰当地选择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的罪名才能在量刑中充分地做到罪刑相适应，此即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以刑定罪”理念的基本原理。 　　其三，犯罪形态和罪数形态的确定同样是围绕上述核心任务进行的。由于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共同犯罪以及数罪相对于单独犯一罪的既遂形态而言在反映社会危害性上具有非典型性，对于现实案件中预备、未遂、中止以及共同犯罪中的教唆、帮助等不是十分明显或者直接反映社会危害性的具体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考察，决定着对此等具体行为究竟符不符合刑法规范所规定的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以及共同犯罪的判断，进而决定罪与非罪的认定。 　　其四，罪数形态的根本原理也是如此，基于上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针对错综复杂的行为事实，适用一个罪名能否将其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完全评价，决定着一罪还是数罪的判断。 　　实践中，上述四个方面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