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发展2.pptVIP

*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采用过各式各样的记事方法，其中使用较多的是结绳和契刻。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较多。公元前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汉朝人郑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是讲结绳为约，说得已相当明白、具体了。 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汉朝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楚的说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帮助记忆数目。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右图是在甘肃省西宁县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遗址的骨契图形。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 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 金文是雕刻或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常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 现存字数最多的是西周遗物“毛公鼎”，载文五百字。其次是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鼎，载文四百六十九字。　　再次是与中山王鼎同时出土的中山王方壶，载文四百四十八字。各种器物上的文字，多刻或铸在器物的外面，但也不乏铸于器物内壁者，甚至还有的刻或铸在器物的盖、柄、耳子、足、颈之上。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可见，手工雕刻技术发展到用于刻铸金文，较之甲骨用途更广，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大篆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它始变古文，别创新体，以趋简便。著有《大篆》十五篇。大篆是相对于小篆而言的。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文”。“籀文”乃据古文而作，是在古文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故其与古文或同或异。今其文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之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