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汉语史辨析《古文尚书》的真伪.docVIP

　　借助汉语史辨析《古文尚书》的真伪 杨伯峻先生说: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书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应该是科学方法之一。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生在某一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谁也不能摆脱他所处的时代的语言的影响。尽管古书的伪造者在竭尽全力地向古人学舌,务使他的伪造品足以乱真,但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当日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这种侵袭不但是不自觉的,甚至有时是不可能自觉的。因为极端谨慎地运用语言,避免在语言上露出作伪的痕迹,这一种观念未必是所有古书的伪造者人人都具有的,或者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纵使这一种观念是他们都具有的,甚至非常敏感地、强烈地具有的,然而那些古书的伪造者未必是,也难以是汉语史专家,精通每一个词、每一词义、每一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能够选择恰合于所伪的时代的语言,避免产生在那所伪的时代以后的语言。这种能力和高度的自觉性都不是古人所能完全具有的。纵是有,也都不能完全阻止他所处的时代的语言向笔底侵袭。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精通汉语史,任何一部伪造的古书,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他的破绽来。我们根据这些破绽,便可以判明它是伪书,甚至鉴定它的写作年代。所以我说,从汉语史角度来鉴定古籍是科学方法之一。可惜的是,这一种方法并未被以前的学者所高度重视,广泛地、充分地运用。虽然如此,凡真能科学地运用这一方法的,其所得结论经常是正确的,并且是使任何狡辩者无法逞其狡辩的。 　　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如果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大量诸如三忠于四无限红宝书之类文革时期的词语,以及菜鸟吐槽不明觉厉压力山大之类的网络新词,而声称该文为抗战时期的作品,任谁也不会相信。如果这是篇长文,而这类词语只出现了几处,还可辩称是后来抄写者的窜入;如果这类词语大量出现,却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汤诰》等,就存在这种问题。 　　韩愈《进学解》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但《古文尚书》中确有好些明白晓畅的句子,如《大禹谟》的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有些还对仗工整,如《毕命》的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这些都不能不启人疑窦。所以宋代吴棫开始怀疑其是否真为上古文献。林之奇的《尚书全解序》说伏生之《书》艰深聱牙而难晓,孔壁晚出之《书》却坦然明白而易晓。朱熹对此亦有疑问:凡易读者皆古文,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继元代吴澄、明代梅鷟之绪余,至清代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此25篇为伪作似乎已成定谳。但是,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伪书辨伪态度有所改变,有些学者认为《古文尚书》并非伪书。从这些学者的论着看,杨伯峻先生所慨叹的从汉语史角度来鉴定古籍这一种方法并未被以前的学者所高度重视,广泛地、充分地运用,在今日似乎并没有全面的改变,时至今日仍然对《尚书》每一个词、每一词义、每一语法形式的历史沿革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因此,运用汉语史方法辨析《古文尚书》真伪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王力先生说:从前的文字学家有一种很大的毛病是我们所应该极力避免的,就是远绍的猜测。所谓远绍,是假定某一种语义曾于一二千年前出现过一次,以后的史料毫无所见,直至最近的书籍或现代方言里才出现。这种神出鬼没的怪现状,语言史上是不会有的。 　　如果某些词语在《古文尚书》中出现,然后终周秦之世杳无踪迹,直到汉代以后文献才出现,这种神出鬼没的怪现状,语言史上当然也是不会有的。如果确实找出若干这类词语,无疑有助于《古文尚书》的辨伪。下文指出的,就是若干这样的词语,涉及到《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伊训》《说命》《武成》《微子之命》《君牙》等九篇。 　　(一)《大禹谟》野无遗贤 　　遗贤,始见于汉代文献。扬雄《司空箴》:昔在季叶,班禄遗贤。后世文献渐较多见:《后汉书循吏列传》:怀我风爱,永载遗贤。《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隐逸》:其子久侍父疾,名德着茂,不加叙用,深为朝廷惜遗贤之讥也。《宋书志第十一乐三》:伯夷叔齐,古之遗贤。 　　(二)《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影响,始见于汉代文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影响,意谓如影之随形,如回响之迅疾。该词语似从景从响应而来(景、影古今字),显系后起。贾谊《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班固《东都赋》:登玉辂,乘时龙,凤盖棽丽,龢銮玲珑,天官景从,寝威盛容。 　　(三)《五子之歌》其一曰其二曰其三曰其四曰其五曰 　　周秦时代表达序数的方式之一是一曰二曰三曰。《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瑏瑶《左传》昭公七年: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这一表达序数的方式,汉代以后文献逐渐演变成了其一曰其二曰其三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