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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环境权的设置拓宽环境法庭原告资格 　　2007 年 11 月 20 日我国第一个环境法庭在贵阳市设立。 　　从贵阳市环保两庭成立至今已有 6 年时间，这 6 年时间里环境法庭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但是在法庭数量增加的同时，很多问题暴露了出来，比如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无案可审”的问题。针对环境法庭的这些问题，研究者不在少数，笔者在参考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并给出建议。 　　1 原告资格受限的问题 　　“无案可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原告资格受限的问题。原告资格可以分非公益诉讼和公益诉讼两种。 　　1． 1 非公益诉讼:资格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 　　非公益诉讼情况下，原告资格范围非常小。环境法庭没有专门的环境诉讼法，因此环境案件的诉讼规则主要遵循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就将原告限定在了与案件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上。但环境问题本身具有排污隐蔽性、污染损害发生滞后性、受害者自身能力的不足、因果关系复杂性等特点，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不能及时“出现”，受害者这一群体也不是固定的群体，其本身具有广泛性和流动性。环境污染者与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之间往往也没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而环境污染者的污染行为也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做出的，污染者只是在进行合法地进行生产，这就导致很多受环境污染侵害的受害人无法成为民事诉讼法上的适格原告，从而失去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可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甲河流的上游有一家化工企业，该企业经过当地行政部门的审批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将大量污水排入河流，导致了河流的严重污染。在河流下游的 A 农户依靠河流进行水产养殖，由于企业的排污行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河流沿岸的居民由于河流的污染，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身心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该河流以前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景点，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来此游玩，自从企业污染河流以后，游客数量大幅减少。 　　在这一案例中，要对该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诉讼，就必须要有适格的原告，而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暂不讨论公益诉讼)，具有原告资格的受害者就只有河流下游的 A 农户，河流沿岸的居民和来此游玩的游客都因无法证明自己遭受损失而不具有与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也就不具有原告资格。显然，民事诉讼法这一严格限制原告的资格的规定，严重限制了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成为环境污染诉讼案件原告的可能。所以不难看出，环境污染纠纷本身具有的诸多特点，使得环境污染纠纷和传统的民事纠纷有很大的区别，自然很难用为后者制定的法律来解决前者的问题，其中原告资格受限的问题尤为直接和明显，成为环境污染纠纷诉讼案件总量少、比例低的一个关键瓶颈。 　　1． 2 公益诉讼:诉讼主体无法律明确规定 　　公益诉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2012 年 8 月 31 日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2013 年1 月 1 日实施)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新增的法律条款为公益诉讼提供了立法依据。按理说，我国的公益诉讼从此应该蓬勃开展，环境污染案件的公益诉讼应该较之以前大幅增加，可事实是否如此呢?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 年底有公开报道的，我国各级法院已经受理的各种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至少有 54起。其中，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7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47起。检察院为原告起诉的 17 起，行政机关为原告起诉的 22起，环保组织为原告起诉的 9 起，公民个人起诉的 6 起。而自 201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至今，中华环保联合会按照此法关于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的规定共提起 7 起环境公益诉讼，无一受理立案。 　　自 201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对于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对于本来受理的案件也不再受理。《南方周末》对此以:“修法善意遭遇地方懈怠，环境公益诉讼倒春寒”为题专门发表社论，认为“民诉法新增公益诉讼法条，但模糊表述遭遇懈怠解读，成了地方法院不立案的借口。2013 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全面冰封”。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全国环境公益诉讼遭遇“倒春寒”呢? 笔者以为，虽然民诉法新增此项公益诉讼条款，但对于“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有关组织”，法律则没有充分、具体的规定。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现行法律限制了海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权利主体，且主题规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