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丽诉新浪案分析合同法规范调适与合宪性.docVIP

以余丽诉新浪案分析合同法规范调适与合宪性 　　一、导论 　　从历史上看，合同本是财产交易的法律形式，“反映的是社会的财产流转关系”。 　　〔1 〕《拿破仑法典》即以“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为题来涵盖各种民事合同关系，〔2 〕此足见财产交易原是合同法的典型规范对象。不过，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型交易都开始采用合同的形式。在当代社会，随着网络技术的深度发展，出现了各种信息交流的平台，它多由网络公司提供，用户在平台上交流信息和意见。网络公司和用户之间也采取合同的方式，这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但这种服务合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其合同标的即便不能说是言论，但言论在这种合同交易中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这种交易合同因言论具有宪法上的重要关切而有其特殊性。对这种合同关系的处理，是要坚持既有的《合同法》 　　规范，还是因合同关系的特殊性而应对《合同法》规范进行适度的调适? 如何调适? 　　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列。2011 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的余丽诉新浪网公司案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在本案中，新浪网公司基于约定的条件单方解除了与余丽之间的合同，但海淀区法院却没有依循《合同法》的规范文义判定合同解除为有效，而是对合同的解除添加了额外的条件，在实质上宣告新浪网公司不得解除合同。当然，海淀区法院在阐述判决理由时并没有引述宪法作为其判决理由，但法院的判决在实质上可视为是基于宪法上的考量而对《合同法》的规范文义进行了目的性限缩，这已经属于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应用了。当然，宪法学者不能一看到普通法院在审判中有对宪法问题的思虑就兴高采烈，因为普通法院对宪法问题的思虑未必妥适，动辄援引宪法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一个成熟的方法论必须“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这个个案的分析，探讨当合同的交易对象具有宪法上的重要性时，《合同法》应作何种调适的问题，尤其是对合宪性解释方法进行具体的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学界对宪法与民法关系问题的讨论，多以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说为理论依据。 　　〔3 〕这个理论的要义是，基本权利并不直接拘束私人，而只能透过民法上的概括条款间接适用于私法关系。 　　〔4 〕不过，间接第三人效力论所必须面对的质疑是，为何基本权利只能通过民法的概括条款才对民事关系发生影响? 难道其他民法规范不应承载并实现宪法的价值? 民法规范本身是国家立法权的体现，当然是基本权利所直接拘束的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民法规范都负有落实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的义务，而并不局限于概括条款。这正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基本立场，相较于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它似乎是更有力的分析工具。按照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第三人的侵害，而在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上，除了刑法和行政法之外，民事规范也是不容忽视的工具。 　　〔5 〕但民法规范在宪法上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任意性规范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可能不足。因此，法院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有必要基于宪法保护基本权利的意旨对民法规范在一定范围内做目的性的限缩或者扩张，使其更符合保护基本权利的意旨。这是本文的基本命题。 　　基于主题，本文的结构大致安排如下: 首先本文将叙述余丽诉新浪网公司案的基本情形，并指出法院的判决不能取得《合同法》规范与理论上的支持; 其次，本文将阐述《合同法》第 93 条第 2 款的任意性规范对基本权利保护不足，法院的判决在实质上可视为是对《合同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 随后本文将论证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应用界限问题。最后是简单的结论。 　　 　　二、余丽案判决与合同法理论的乖违 　　2010 年余丽在新浪网注册了微博账号。在注册时，余丽勾选同意了新浪网络服务使用协议( 以下简称“使用协议”) ，该协议规定: 用户在使用新浪网络服务的过程中，不得上传、展示或传播任何虚假、骚扰、中伤、辱骂、恐吓、庸俗淫秽或者其他的非法信息。如果用户违反使用协议，新浪有权采取删除、暂停或者终止用户使用网络服务的一切措施。该协议还规定: 由于网络服务的特殊性，注册用户同意新浪无需通知用户即有权随时变更、中断或者终止部分或者全部的网络服务。2011 年 4 月余丽在登陆微博时被禁止访问，新浪客服中心对此回复说，因为余丽在微博中有攻击他人的内容，属于违规操作，新浪网公司在接到举报后关闭了余丽的微博。余丽遂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 　　余丽诉称，新浪网公司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无故封闭其微博账号，单方面终止网络服务，已构成严重违约，因此诉请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新浪网公司则提出，因余丽多次利用微博对他人予以语言攻击和恶意骚扰，违反了双方订立的网络服务协议，故对余丽停止提供服务。海淀区法院在审理后认为，余丽与新浪网公司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法的义务。虽然根据双方之间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