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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与明王朝朝贡制度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 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近代航海家的探索活动不同，是明初朝贡贸易制度的一种执行方式。朝贡贸易制度的不科学性和弊端导致了郑和下西洋没有能够像西方地理大发现一样促成资本主义和近代化，相反由于“禁海”政策和巨大的花销，成为了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航海活动。然而，郑和下西洋取得的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同时，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也给我们当代中国外交方面以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 朝贡制度 海禁 经济发展 文化传播 一、明朝以前中国的航海与海路贸易 中国航海历史悠久，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发明了竹筏、“腰舟”等渡水工具。在春秋之前的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早期中国人顺着洋流跨海远航的历史证据。并且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掌握了通过观察星宿来确定方向的导航技术，并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指南针“司南”。到了西汉汉武帝执政初年，经过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汉朝从秦末战争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并达到了“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地步。在这样的条件下，汉朝开始了对外贸易活动，陆上丝绸之路建立。中国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源源不断运往罗马帝国（旧称大秦），得到罗马人的热捧。唐宋时期的对外贸易仍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海上贸易被藩商主导。然而陆上丝绸之路却由于政治、战争等原因频频受阻。而海上运输在当时背景下更为稳定，运输量大且成本低，不少商人开始寻求从海路到达西域，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丝、麻、茶、棉花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同时，手工业特别是制瓷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东南沿海地区的海路贸易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宋元时期造船业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出使高丽的“神舟”长度达16.87丈，可载重1000吨，其规模已十分接近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宝船”。发达的造船业，加上从阿拉伯引入的先进导航技术，使得宋元时期中国海商航海范围也前所未有的广。元代末年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是作者“皆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郑和下西洋的所到范围，也并没有超出宋元时期中国商人的贸易范围。同时，宋元朝廷对于海外贸易是支持的。宋朝政府认为“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非常重视贸易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贸易的政策，包括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扶持民间海外贸易，弛禁舶货贸易等。这些原因促成了华商集团的成立以及东南亚华人群落的形成。元朝对于海路贸易政策有紧有驰，总体上来说还是支持的。可以说，宋元时期是我国航海贸易的黄金时期。 二、明朝时期的对外政策和朝贡体系 明朝对外政治体系采取的是朝贡体系，事实上，朝贡体系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存在。早在汉武帝时期，周边各小国就已经开始派遣使者来朝廷朝贡。即使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国国力不及汉朝，仍对于朝贡体系非常热衷。宋元时期皇帝依旧沿袭朝贡体系。而此时，朝贡体系的弊端已经显露。各国来华朝贡，也是仅仅满足了皇帝君临天下的虚荣心，并不是通常商业上的等价交换。实际上随着朝贡规模的扩大，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是有损害的。朝廷通过朝贡贸易的收益是对部分朝贡产品征收税收，而却要支出朝廷赏赐、招待等等费用，且水陆转运也要由朝廷办理，劳民伤财。无节制的发展朝贡贸易，朝廷常常是入不敷出。朱元璋灭元建立明朝时经济凋敝，此现象引起了明太祖的警觉，朱元璋作为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很注意经济民生。同时，由于改朝换代战争初歇，政治局势不稳定，海外反明势力还有很多，他认为出海贸易有“里通外国”之嫌，对于朝贡贸易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对外国朝贡的次数和携带货物数量都有严格的控制。同时，朱元璋还禁止民间使用朝贡货物，从需求上抑制朝贡贸易。然而对于以海为家的东南沿海居民来说，仅凭一纸诏令就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因此出现了大量犯禁下海的现象，有的成为海贼威胁边境安定。对此更加深了朱元璋对抑制海路贸易的决心，以至于实行了“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政策，并加强了沿海防务，严密监视沿海居民，最终使得国内外贸易大减。 然而当时的中国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朱元璋的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恢复改朝换代一系列战争后的经济状况，经济民生也得到了恢复。明成祖继位时，明朝经济已经充分恢复了，沿海防务也基本安定。明成祖改变了朱元璋时期的全面禁海政策，恢复了朝贡体系。但是与宋元时期以及之前不同的是，明成祖的朝贡体系目的并非发展贸易，而是营造万邦来朝的盛况以凸显其功绩和皇位的合法性。同时仍旧严禁私人海上贸易，以图让朝廷独享贸易之利，是一种不允许私人参与的官方垄断贸易。 在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