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完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权威资料].docVIP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完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 　　[摘要] 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推行亲情会见，分案起诉，诉前引导，案后帮教等制度”。可见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是积极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这一观护制度的分析，从而进一步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等问题进行探索，并以期与各地区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参考交流。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路径。一方面是检察改革；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行使检察职能，推动其他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而言，其职能除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外，还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职能，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的综合治理工程。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在《致上海市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创建25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中明确要求的，未检工作“要更加注重整合社会力量，善于发挥社区、学校、青少年组织等社会群体的作用，善于提出促进未成年人社会管理创新的合理建议，增强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工作合力，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安定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而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制度可以说是一项发挥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立足检察职能，创新涉罪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人群的社会管理机制，是上海市检察机关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建立的。本文试通过对这一管理机制的背景、特点、有效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上海市检察机关未检部门的进一步观护工作提出建议，也更希望能与其他省市地区未检部门一起对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一、接轨社会管理创新，探索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 　　（一）当前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社会管理机制问题的突出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对社会管理和治安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从2003年开始，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急剧攀升并保持高位运行，占全部犯罪人数的10%左右。其中外地来沪未成年人所占的比重从不到50%上升到近年来的80%左右，闵行、松江等郊区甚至达到95%以上，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群体。而且，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特点、新情况，如手法逐渐多样化、团伙化趋势明显、重新犯罪率上升、利用网络实施共同犯罪等。尤其是外地来沪未成年人，受乡土和宗族观念影响，以地缘或亲缘为纽带，从众心理严重，在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极易受到社会不良人员的教唆和引诱实施犯罪。由于外来涉罪未成年人多数在沪无监护人、无经济来源、无固定住所（简称“三无”），缺乏有效的监护和帮教条件，而原有社会管理机制都是以本地户籍人员作为对象，无法为来沪未成年人的社会帮教提供支持保障条件，造成办案机关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并确保诉讼顺利进行，不得不对“三无”涉罪未成年人采取羁押措施并予以起诉后判处监禁刑。然而，对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的“构罪即捕”存在一系列问题： 　　1、外来涉罪未成年人被关押后，难以得到有效的帮教和矫治。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不成熟，不具备完全的认识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斯图亚特?米勒认为，未成年人是脆弱和有依赖性的，要求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他们自己和外来的不法侵害。羁押对于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更甚于成年人。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系初次犯罪，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往往具有担心、恐惧的心理，最需要的是帮助和引导。不教而罚，特别是处以刑事处罚，实际上无济于事。未成年人一旦被羁押，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充满压迫感的羁押场所，对其脆弱的心理是一种巨大的打击，继而会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此外，关押涉案未成年人还可能导致未成年人失学、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 　　2、涉罪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中极易受到“交叉感染”。当一个未成年人进入羁押场所，“监狱亚文化”会对其产生强烈的刺激，并容易使未成年人对这种文化氛围产生依附、崇敬的心理，从而不加区分地予以接受、认可。“由于他们被安排在一种由其他犯罪分子组成的社会环境，他们大多的活动时间用在讨论犯罪和获得新的违法手法上，他们变得更倾向于犯罪”[1]。虽然我国许多羁押场所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分开关押，但即使是在未成年人羁押场所，根据社会交往的理论，“犯罪”仍是这一特殊群体的“第一共同语言”，外来涉案未成年人还可能在这个群体中结识老乡、伙伴，形成团伙犯罪，无法真正地避免交叉感染。 　　3、“标签效应”会增加涉罪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司法体系的介入会导致涉罪未成年人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