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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作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徐聪颖摘要：我国著作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具有理论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为避免出现“双刃剑”效应，我国在合理建构著作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时，需注意两方面问题：其一，应当结合我国现阶段著作权交易的实际情况，审慎界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其二，应当妥善处理好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关系，避免对侵权行为人施加重复性惩罚。关键词：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中图分类号：D9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945(2015)03-0442-1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侵害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2FX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徐聪颖(1976-)，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 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徐聪颖我国著作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目次惩罚性赔偿是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主流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既有利于抑制侵权又可以激发维权积极性，是解决当前知识产权领域侵权频发问题的良策。作为制度回应，我国也已在最新修订的商标法中将惩罚性赔偿纳入其中，而在国家版权局起草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建议稿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的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建议稿中，惩罚性赔偿也是修改的亮点所在。从国际层面看，惩罚性赔偿仅零星存在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远未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通例。即便在所谓世界上最高标准的有关知识产权执法的多边协议《反假冒贸易协议》(Anti-CounterfeitingTrade Agreement,ACTA)中，其也只是建议各缔约方在著作权损害赔偿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1对我国而言，将惩罚性赔偿纳入著作权民事救济体系显然是“超前立法”之举。2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这一立法动向的进步性以及有无矫枉过正之嫌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有鉴于此，下文将围绕著作权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基础、我国著作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的现实必要性以及如何针对我国现实合理构建著作权惩罚性赔偿机制等三个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一、著作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意义在传统民法理论中，侵权损害赔偿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恢复因不法行为而被打破的二元结构平衡关系，以期实现矫正正义。基于此，侵权损害赔偿应当遵循“填平原则”，受害人所获得的任何超出其利益损失范围的赔偿都只能被视为不当得利。从逻辑上讲，这种以“补偿”为核心的损害赔偿机制其实蕴含了近代民法的抽象平等理念和个人本位思想，是对民法个体正义观和形式正义观的真实映照。如学者所言，“传统民法平等原则是建立在对人的个体成分加以排除和抽离而形成抽象的、均质的平面化主体之上，其省却了主体的多元性一面，在这1. 参见《反假冒贸易协议》第9条第3款(c)项。2.有学者就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完全符合TRIPS协议所规定的标准，我国没有必要、更没有义务将惩罚性赔偿纳入知识产权法中。参见刘 平、谭嘉颖：《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的质疑》，《科技与经济》2013年第4 期，页41，41。种假定之下所追求的是形式上的平等。”3这种抽象的平等观在最大限度地保障人们的行动自由以及提升商业效率方面确有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私法主体之间的实力存在差距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得传统民法的制度设计在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可能会出现功能失灵的问题。单就补偿性损害赔偿而言，尽管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通过矫正加害人与受害人的利益关系，以期发挥警示、威慑潜在侵权者以及规范、引导民众行为的功用，然而侵权样态的复杂性和社会主体的差异化使补偿性赔偿的功能在以下两种情形大打折扣：其一，补偿性赔偿无法有效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有效侵权”问题。从侵权人的角度观察，某一侵权决定的做出及实施通常是其进行精明的损益计算的结果。在侵权收益不足以抵消侵权损害赔偿时，“无利可图”的预期会对侵权行为的实施产生明显的遏制作用。反之，如果侵权人所承担的补偿性赔偿责任只不过是实现收益所支付的必要成本，在此之外，其仍能获得额外的利益回报，则此时实施侵权行为仍将是“有效率”的。有学者认为，在故意针对他人财产权实施“有效侵权”的情形中，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关系，4此时法律在要求侵权人承担补偿性赔偿责任之余不应采取其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或加大侵权成本。5然而在笔者看来，有关学者的“有效侵权”主张其实建立在私人主体利益对比的基础上，但却未能充分考虑侵权行为给既有的权利制度以及稳定的法律运行秩序所造成的破坏。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个体利益认识的深化，现代民法早已摆脱了过往单纯强调“个人本位”的思想桎梏，而逐渐将“社会本位”作为自己的中心理念。与之相适应，人们对侵权行为的关注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侵权人与受害人的二元封闭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