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理论实践教程 无地焦虑和流体性格的生成.docVIP

无地焦虑和流体性格的生成 王一川 人们当然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去品味“寻枪”的深层寓意，如导演陆川自己说“《寻枪》所表现的焦虑其实是对理想的找寻”，然而，我个人更感兴趣的却是影片中的地点与寻枪事件之间的微妙关系。我觉得，正是寻枪事件所发生于其中的地点，在影片文本中具有一种特别的文化意味。在今天这个变化迅捷的“全球化”社会里，地点与人的生存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密而又重要，以致如果不考虑地点角色、社会事件及人的生存变化的究竟就难以说清道明。不妨把文化理解为在符号系统中表达意义的行为过程，而寻枪事件就构成一个特定的符号系统，它应当包含着或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意义。文化分析需要透过这一符号系统而试图“发现”其中潜藏的意义。 　 　 　 　 需要看到，枪的意义是同地点的意义紧紧相连的。作为一件具体的人工器物，枪被投寄了人的凝聚于地点的理想生存意念——以枪确保小镇安宁，小镇在枪的保卫下归于安宁。相反，如果枪丢失，个人和小镇都立即陷入前所未有的风险境地。枪显然成了人在地点中幸福地生存的意念的集中凝聚。枪是既有物性又有人性之物，是物性与人性的物质凝聚。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有枪时，马山的生存地点是安宁的和可靠的。枪在，表明马山的基本生存地点在，他的整个生活处在稳定状态，其表现场景是和谐的家庭。随后，枪不在了，马山的生存就立即被抛入风雨飘摇中：让全家失去安宁，离家四处寻找，焦急而无助地穿行在一间间房屋、一条条大街小道、一座座山包、一个个亲朋好友邻居同事之间，其表现场景则从家庭变成了变动不定的小镇游走场面。正是在丧家之犬般的盲目的左奔右突中，他内心强烈的难以遏止的无地彷徨、无地焦虑表现得异常清晰。而影片多次重复出现的寻枪过程中的慌乱行走或追逐镜头，强化了这种无家可归的迷乱景致，也反过来象征着马山内心剧烈的无地焦虑。他即便是回家，却再也无法享受到家庭原有的安宁了，以致在床上痛苦地发现与妻子做爱的能力都丧失了。可以说，失去了枪，马山看起来只是失去了工作的重要器物，但实际上等于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地点。失去地点，也就等于失去了自我的身份。人在此地而心却高悬别处，处处体验到无地的空虚。他四处奔走，就是要为自己找回可靠的生存之地。 于是，寻枪就等于寻地，通过寻地而寻求化解无地的焦虑；而寻地也就意味着寻找自我，重新寻求身份认同，找回在丢枪事件中丢失的自我。正是在这场寻枪危机中，地点对于马山的生存的意义一下子凸显出来。它有力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地点是人的生存的具体物质场所，是人的具体生存意念或理想的物化形态。正如海德格尔指出：“地点（place）把人放置在这样一种方式中，以致它显示出他的生存的外在镣铐（external bond），并同时显示出他的自由和现实的深度。”这表明，地点是人的具体生存方式的显示，它同时代表了人的生存的外部规则限制与内部自由深度。枪对马山的意义正在于它象征着马山的具体生存地点依托，既可以使他生之有地，也可以使他生之无地。由此才可以理解如下判断：失枪如失地，寻枪如寻地，得枪如得地。这样，寻枪其实就可以被视为对凝聚在地点中的个人生存方式的寻找。 三、依地生存与无地生存 　 如果上面的简要读解多少有点合理处，那么可以见出《寻枪》包含的一点现实文化意味：正像马山被身不由己地推入无地焦虑并寻求化解一样，当前中国人的恒定不变的可信赖的地点情结已经和正在被肢解，而代之以变动不居的处在风险中的无地生存。这种无地生存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生存的流动性，即个人生活必然地时常处在从此地向异地的流动中。当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流动性比以往有了极大和极快的增长：大量农民离开祖辈居住地而流向陌生而活跃的都市，成为都市民工或打工仔身份；市民游向风光优美的异地或异国，成为跨地或跨国游客身份；就业者从此单位跳到更具诱惑力的彼单位，成为跳槽者，如此等等。这种地点流动直接影响到身份变动。人们的地点流动不再是出于“调动”，即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从属于或受制于党和国家的行政控制，而是取决于面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空前生存压力或生存风险而做出的个体选择。在当前体制下，面对空前凸现的生存风险，个人已经不再有“单位”或“领导”作依靠，而是不得不自己起来寻求“保险”的生存，其基本的做法就是地点流动。所以，与其说是今天的个人更喜欢流动，不如说是他们的新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理想决定了他们不得不流动，在流动中寻求可靠的安全的地点。近年一些影片对于当前生活的刻画，正表现了这种地点流动性。《不见不散》让刘元和李清分别流向美国，最后又双双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一跨国流动故事之所以取得票房丰收，原因之一应在于它满足了日渐增长的流动人口的无地焦虑和自我认同需要。在《美丽新世界》里，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张宝根和既看重钱更重视身份的上海姑娘黄近芳之间的爱情纠葛，正显示了流动人口面临的异地人通婚这一社会问题。《一个都不能少》中的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