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与《林外史》.doc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鲁迅：“《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 一、吴敬梓的生平和创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县人，他出身的那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际有过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注：见《文木山房集·移家赋》）。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辈也多显达。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时，家道开始衰微。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时曾随父亲宦游大江南北。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吴敬梓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同族人欺侮他两代单传、势单力薄，都想方设法抢夺、侵占他的家产。这使他看到了地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和封建宗法家庭的黑暗以及封建道德的沦丧，使他看到了人情世态的炎凉，并由此产生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情绪，于是他故意采取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族人视钱财如命，他就挥金如土；族人虚伪狡诈，他就任性放诞。他一方面来往于家乡与南京之间，尽情挥霍钱财，另一方面又大量施舍、慷慨助人，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因而吴敬梓祖传的几万两银子的丰厚遗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被他半贱卖、半被骗地花光用完了，被族人看作败家子“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连朋友也说他“文章大好人大怪”。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借高老先生之口，指责以吴敬梓自己为人物原型的杜少卿说：“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就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从侧面反映了吴敬梓年轻时的生活。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载他“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爽，遇贫即施，携文士辈往返，倾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由于吴敬梓几次乡试都没考中，同时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很难在家乡居住下去，于是在他三十三岁时迁居南京。当时他家境已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这种“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注：程廷祚是清代进步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首领之一李塨的传人。）。吴敬梓早年也热中科举，曾考取秀才，但后来由于科举的不得意，同时他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特别是他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厌弃功名富贵，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自慰，并提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生病为由推辞了，从此也不再应科举考试。此后，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一方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名场中的人物，一方面向往儒家的礼治。在他四十岁时，为了倡导捐款修复泰伯祠，他甚至卖掉了最后一点财产——全椒老屋。吴敬梓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大约完成于五十岁以前（注：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年）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年前。）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著有《诗说》七卷（已佚）。五十一岁时，乾隆南巡，别人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五十四岁时，在扬州结束了他穷愁潦倒的一生。作品还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如周进、范进、梅玖）；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如严贡生、汤知县、王惠太守）；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如杨执中、权勿用、杜慎卿、娄三、娄四公子）；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如王冕、杜少卿、庄征君、虞育德）。这段话说明了小说的主题。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 《儒林外史》以揭露科举制度的种种弊害为中心和出发点，进而讽刺和批判了整个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使人们认识到这个社会已病入膏肓，热情歌颂了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物，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和批判腐蚀士人的八股文科举制度，使人们认识到这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