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隐喻下汉、英语言的博弈与影响.docVIP

权力隐喻下汉、英语言的博弈与影响 　　一、语言竞争的权力隐喻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让人们认识到“更为根本的东西不再是主客体问题,而是语言问题,理解思想和世界的关键在于理解语言。”[1] 　　罗兰·巴特在1977年1月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指出:“语言既非反革命的,也不是进步的,因为它原本就是法西斯的。”[2] 　　巴特的言外之意就是语言即权力,是一种符号权力。这种符号权力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情感与记忆。作为一系列纯粹符号的语言一旦产生出来和运作之后就改变了性质,成为了其使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手段,就不只是一种意义的表达,而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具有人们无法抗拒的强制性力量。不管面对着语言的人是谁,不管这个人有没有权力和地位,都必须接受语言存在的事实,同时必须承受由语言存在所造成的一切客观力量,并接受其控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本身等同于“法西斯”,既不管人的意见如何,也不管人们是否接受它,语言具有征服一切和支配一切的力量。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受到揭示权力/话语关系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任何语言都是国家体制所担保的某种符号权力的结果,比如法语在法国大革命后上升为官方语言就是通过对其他地方性方言的排斥来实现的,是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3]。布迪厄进一步指出,语言的运用充分体现了权力的运作,人类的每一次语言交流都体现了权力关系,每一次语言的表达都应该视为一次权力行为。布迪厄还借用了一些经济学术语来建构他的语言理论。他认为,在语言市场中,话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语言交换既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合法语言吞并或支配非主流、非合法的边缘语言,与商品市场中的价格波动一样,语言的价格也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福柯与布迪厄的话语理论都遵循着权力机制。他们都认为,没有权力的介入,就没有话语;反过来,每一种话语的产生和传播既体现权力,也加强权力。另一方面,体现权力的语言是根植于民族的文化符号,它既是一种表达工具,也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真实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因而,如果一种语言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优势,处于强势地位,那么该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就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传播而自然地根植到使用者的意识中。目前,英语语言正处于这种强势地位,而英语的强势对承载中华文明的汉语言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可以确定地说,汉、英语言的这种竞争态势在短时期内是不会缓和的,因为汉、英语言之争,实质是国家软实力之争,两种语言博弈的背后隐喻的是中、西方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4] 　　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软权力,成为一种国家综合实力资源,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语言对思维与文化重要的反作用力。美国经济实力下的英语强势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软权力语言霸权,即由于人们对美国英语所代表的美国先进的科技与文化的崇尚而主动接纳、学习和运用英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渗透;而在后冷战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型经济中英语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甚至起到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作用,进而成为一种软权力语言霸权[5]。 　　二、汉、英语言的博弈与影响 　　通常而言,人类对某种语言的接纳程度依赖于对该语言所属国家文明的认同程度,体现了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综合国力。目前,世界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英语作为交流工具,从而使得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英语语言为载体向全球不断扩张,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不断渗透。“几乎所有你能想象得出的观点,几乎所有人类情感都在英语中得到了表达,再没有另外一种语言那么充分地反映了人类经验的多样性”[6]。事实上,一种语言是否通行于世界,其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该语言使用者的重要性如何,而这种重要性是相对的和不断变化的,只有国家强盛,语言才能得以广泛传播和使用。拉丁语由于罗马帝国的强盛而称霸千年,法语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而流行欧洲长达两个多世纪,英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历史奠定了英语全球化的基础,而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影响力则把英语推向全球,成为无可替代的强势语言。然而,英语的全球化趋势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共同的语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交流和沟通,而另一方面,强势英语对其他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他民族为了获得即时信息而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这对各国母语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使得弱势语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国家民族身份面临挑战。 　　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尤其是作为一个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家,面对英语的强势冲击,中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