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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美英“核友谊” 　　冷战期间，即便是英美这样的全天候的亲密盟友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核友谊”。 　　战争向来都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暴力冲突，热战如此，冷战亦如此。 　　在能源武器化领域占据最高点，不但是战时确保击败对方的物质前提，也是国际间实行战略威慑的重要手段。美国作为核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和最早应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已成为其他国家争相靠拢和寻求核保护的对象。 　　但也正是因为核能的强大辐射力，美国核同盟成员也开始随着盟主核优势的变化或自主科研的提高，与美国有了更多战略上的依违离合。 　　被高估的“友谊” 　　尽管英国进入核武大国序列并不算太早，但其首相丘吉尔恐怕是最早提出类似核能武器化概念的政治家。后者在回忆录中透露，早在1925年，他就有过利用某种超级能量进行爆炸和攻击的设想：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橘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不仅如此，丘吉尔也是推动美国加快核武研究并最早提出核同盟设想的非美籍人士。德国学者赖纳·卡尔施和海科·彼得曼在其合著的《希特勒的“原子弹”：纳粹德国核武器秘档》一书中指出，早在1941年，丘吉尔就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出示了“德国已经在该领域迈出一大步”的情报，使后者终于相信原子弹的危险确实存在。 　　美国政府很快做出了“大力支持原子武器计划并提供技术资源”的战略决策，并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趋于规模化。从1942年8月到次年春天，美国继出台了政府全资拨款的“曼哈顿计划”之后，又建立了秘密的原子弹研究中心基地和试验场。 　　英国与美国核情报共享的结果，甚至影响了后者在欧洲战场的总体布局。二战结束后，美国军方的解密档案证实，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之???以决定在1944年6月展开反攻欧洲的行动，是因为德国人在最新型武器制造领域有了显著进步的迹象，“战争必须在希特勒持有足够数量的、可供他部署使用的新式武器之前画上句号”。 　　事实上，英国此前也一直在秘密进行名为“合金管计划”的核能武器化研究，但战争对科研条件的破坏，使其一系列核裂变试验并未取得多大进展。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情报显示，苏联也已经注意到德国希特勒政权的相关研究，并在努力获取更多德国核技术的秘密。要阻止共产主义借助核武器在欧洲蔓延，英国人唯有与美国进行技术合作，抢占核能领域的制高点。 　　1943年8月，为了防止苏联先期取得核优势，丘吉尔与罗斯福秘密签订《魁北克协定》，下令将“合金管计划”并入美国主导的“曼哈顿计划”，成就了能源史上的首次“核扩散”。与此同时，有着一半犹太人血统的丹麦科学家玻尔，也在英国情报组织帮助下逃脱了德国占领者的控制。他先是偷渡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在那里被送上一架英国政府运送外交部邮袋的蚊式轰炸机，躲在卸掉炸弹的弹舱内落地英国，并在两个月后抵达美国洛斯阿拉莫斯，“为美国原子弹计划提供了科学和道义层面的支持”。 　　但是，英国人显然在核项目合作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低估了核技术优势的排他性，二是高估了自己在英美核同盟的地位。二战结束之初，英国驻美代表马丁就意识到，尽管两国曾为对付德国联合研制原子弹，但美国率先成功后根本没打算共享核优势。他抱怨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其他类型的武器上进行全面的情报交流，但在原子弹上却不行呢？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合逻辑的”。 　　不过，美国人并没有顾忌欧洲伙伴的抱怨，反而加快了软性排斥后者的立法步伐。1946年8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麦克马洪法案》，对核情报交换进行了严格规定：“除非国会通过联合决议的方式宣布已经找到了阻止原子能用于毁灭性目的的有效国际控制机制，否则美国不得与其他国家进行原子能用于工业用途的情报交换”。 　　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马洪法案）完全剥夺了我们对美国核力量的发展情况充分了解的权利，而这项权利是我们根据战争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所达成的协议一直享有的。我在晚得多的一个阶段上才得以消除这个障碍。” 　　麦克米伦所谓的“晚得多的一个阶段”能够到来，双方核共享的“障碍”得以消除，一方面是认同“打铁还要自身硬”、本国核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要拜苏联核战略所赐。 　　苏联契机 　　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打破了美国仅仅维持四年的核优势。但在此之前，核技术领域的可喜进展，已经使斯大林开始构筑打破美国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