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移民社区语言生活特点及影响因素.docVIP

宁夏回族移民社区语言生活特点及影响因素 　　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与社会的互动是十分密切的.语言接触理论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国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系教授托马森的研究框架得到了普遍认可,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某个语言是在完全孤立于其他语言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吴福祥教授在2007年《民族语文》第二期上的《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中指出了语言演变的两种类别:一是内部因素促进的演变;二是接触引发的演变.这表明,语言的演变不仅是地域变迁造成的,也是社会各方面接触影响的结果. 　　移民语言文化的变迁与调适,是他们适应迁入地生活环境的一个产物.在移民与迁入地居民发生互动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同化现象的存在,促使移民语言变迁的经济生活、政治身份、文化等多种因素都同时在发生作用.笔者通过对宁夏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瑞移民村进行田野调查,探讨其语言接触与适应的相关问题. 　　一、移民村概况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宁夏平罗县将接收安置生态移民4863户23000人.红瑞村安置区一期于2010年6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批准建设,计划整村搬迁安置宁夏西吉县生态移民614户2500人,实际搬迁入住生态移民609户2547人;红瑞村安置区二期于2011年6月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批准建设,计划搬迁西吉县生态移民1200户6000人,实际搬迁生态移民1194户6161人,该村移民全部是来自西吉县的回族. 　　宁夏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系统,其内部可以划分为北部川区方言和南部山区方言.根据《中国方言地图集》,宁夏北部川区话属于兰银官话,南部山区话属于中原官话.红瑞村所在的平罗地区使用的是典型的兰银官话银吴片方言,红瑞移民村的迁出地西吉县使用的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受自然、地理、历史、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两种方言在语音语调和词汇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二、移民社区语言生活特点 　　国内学界对三峡移民外迁到各个地方后的语言适应问题成果颇多,如”程瑜研究了重庆三峡移民外迁到广东三水以后,移民们在极力适应当地方言,即当地所说的粤语”[2];”苏红、许小玲在研究湖北三峡移民在上海地区的文化适应时,也非常关注移民在语言方面的适应问题”[2].与他们的研究对象相比,西吉移民迁移到平罗县,属于省内迁移,地域跨度没那么大,但这不能说明该移民社区不存在语言适应的问题.这一社区属于重组型的移民社区,即同一社区移民在异地重组一个新的移民社区,由于社区内部的变化和社区之间的互动,语言接触在所难免,因而存在语言调适的问题. 　　1.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和结构化特使语言接触更为频繁 　　红瑞村的移民来自西吉县沙沟乡、白崖子乡和火石寨乡.搬迁之前,除了一部分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劳力,和一部分以家庭为单位的村民在银川以及附近的城镇做点小买卖,大部分村民还是在家过着闲散幽静的农居生活.这部分农居生活的村民,由于交往的范围有限,交往对象的固定性,相对完整地延续了西吉方言和有别于西吉当地汉族方言的回族话.那些在外务工或做生意的西吉回族,即便在外操带有西吉回族口音的普通话,但回到家乡,回到熟悉的环境中,他们仍然乡音未改. 　　搬迁之后,移民社区的村民们的生活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外出务工者的数量大大增加,并逐渐呈现结构化特点.迁出前,由于家中还有耕地需要耕种,大部分家庭首先考虑家里农事劳动的需要,老人和小孩的照顾,安排好这些事情有多余劳动力才会考虑外出务工.这些外出务工者的首选地就是首付银川或者宁夏川区的工矿企业以及一些工业园区.迁出后,在安置区附近,已建有大规模的精细化工园和万亩枸杞园,很多中青年劳动力可以就近务工;一部分村民到附近的大武口沟口、石炭井沟口、平罗工业园区务工;还有一部分村民买了小型运输车辆在附近经营运输;那些原先就长期在外务工的村民,由于全家都迁来平罗移民区,他们打工的地方离家更近了,更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这样就可以把家里的妇女以及原本务农的劳力解放出来,和他们一起打拼.这几方面的因素,不仅仅使得走出家门的劳动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结构化特点越来越明显,这就使得移民与外界的交往在空间和时间上更为广阔,语言接触就更为频繁. 　　2.学龄儿童在新的教育与生活环境中正在生成一种新的方言 　　移民社区学校教学语言为规范的普通话,教师都是来自于平罗本县或者周边地区的川区老师,这与搬迁之前西吉县的教学环境有很大不同.笔者在红瑞燕宝小学与小学生进行访谈时明显感觉到,虽然迁来时间不长,但孩子们的普通话基本标准.孩子们说这里的老师要求上课回答问题以及课间与老师交谈必须讲普通话.孩子们表示,目前他们下课一起玩的时候还是会说西吉话,但是有一些同学下课居然会说普通话,他们对此表示还不太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儿童的语言惯习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由操原来的纯西吉回族话,发展到